编者按： 本文原载美国经济杂志《Dollars & Sense》2026年9月1日刊，原标题为The Plutonomy—AI Edition—and the Coming Crisis。作者将当前AI热潮与1920年代大萧条前的“富豪经济”进行对比，认为AI应用可能进一步压低劳动收入占比，并使技术红利更多流向资本持有者。当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资产升值与富裕阶层消费，AI投资、金融扩张与财富集中相互强化，也可能积累更深层的社会与金融风险。

【文/ 叶娃·涅尔西相（Yeva Nersisyan）、L. 兰德尔·雷（L. Randall Wray）】

2005年，花旗集团在一份写给投资者的备忘录中描述了“富豪经济”（plutonomy）的兴起——也就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这些由富豪阶层主导的经济体。作为一份面向投资者的行动指南，这份备忘录指出，推动这些经济体运行的并非普通消费者，而是一个富裕的少数群体。在富豪经济中，大多数家庭如何消费、是否有信心以及资产负债状况如何，基本都不再重要。真正决定经济表现的，是富人的财富状况。

花旗的策略师已经意识到，美国富豪经济的兴起意味着一种回归：高度不平等、由金融驱动的20世纪20年代经济正在卷土重来，而那个体系最终在大萧条中走向崩溃。那场灾难催生了一系列新制度，包括累进税制；这些制度帮助美国转向了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富豪经济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劳动者获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不断萎缩。花旗的策略师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富豪经济中的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一直在下降，而且这一趋势延续至今。如果一个经济体依赖广泛共享的工资增长来推动，这会成为严重问题；但在富豪经济中，真正要紧的是富人的消费。

富人的大部分收入来自金融资产而非工资。因此，富豪经济若想维持总需求，就必须让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国内资产泡沫又会吸引外国富豪投入资金，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由此可见，接连不断的资产价格泡沫并不是富豪经济令人遗憾的副产品；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它们就已经成为美国经济运行的一项基本特征。

富豪经济的五个明显征兆

1.劳动者分到的经济蛋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 到2026年年中，即第二季度，劳动者报酬——工资与福利——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以非农商业部门产出衡量）已降至52.9%，创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

2.富人主导消费支出。 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的数据显示，2025年第二季度，最富有的10%家庭贡献了近一半、即49.2%的消费支出。这是其研究覆盖的最早年份198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3.极端收入不平等卷土重来。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降至低点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迅速恶化。到2024年，最富有的1%家庭获得了20.2%的收入份额，是70年代中期的两倍多，也已经接近1929年大萧条爆发之际的22.2%。

4.财富越来越向富人集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超级富豪得到的财富越来越多，其余人口得到的越来越少。1989年，仅占家庭总数0.1%的最富家庭竟持有7.1%的财富；到2026年，其财富份额已接近翻倍，达到13.0%。与此同时，从1989年到2026年，底层90%人口的财富份额由55.3%缩减至36.1%。

5.金融业成本高昂。 今天这个过度膨胀的金融部门所赚取的利润，是以牺牲经济的正常运行为代价的。经济学家杰拉尔德·爱泼斯坦（Gerald Epstein）和詹姆斯·克罗蒂（James Crotty）指出，在21世纪头十年，金融部门每将1美元储蓄转化为实体（非金融）部门经济活动的融资，就会收取1.74美元的报酬。这几乎是1946年至1959年间平均每美元收取30美分的六倍。——约翰·米勒（John Miller）

资料来源： Max Gottlich, “Labor’s Share of Economic Pie Plummets to Record Low as AI Threat Looms,” Seeking Alpha News, August 17, 2026；Rachel Louise Ensign, “The U.S. Economy Depends More Than Ever on Rich Peopl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3, 2025；Lucas Chancel, Ricardo Gómez-Carrera, Rowaida Moshrif, Thomas Piketty, et al.,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6, World Inequality Lab；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DFA: Distributional Financial Accounts, Distribution of Wealth；Gerald Epstein and James Crotty, “How Big Is Too Big? On the Social Efficiency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in the United States,” 收录于 Jeannette Wicks-Lim 与 Robert Pollin 编著的 Capitalism on Trial: Explorations in the Tradition of Thomas E. Weisskopf，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13年。

花旗的策略师曾预计，“技术革命和金融革命很可能会继续”。事实证明，这一预测颇有先见之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加密货币、预测市场等金融“创新”也接踵而至。今天，我们正生活在一种新的富豪经济之中——它的AI版本。

在这个经济体中，威胁普通劳动者工作与生计的，恰恰也是制造金融泡沫的同一种技术；而富人依靠这个泡沫维持消费并积累财富。

这不是两个彼此分离的现象，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当工人阶级面对工资停滞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就业市场时，金融部门却制造出巨额账面财富，进一步助长最富有的0.1%人群的消费与资产积累。

今天的富豪经济并非自然形成。技术不是命运，金融泡沫也绝非不可避免。美国“镀金时代”经济的回归，是数十年来政治与经济选择共同造成的结果。在大约半个世纪前开启的新自由主义时期，西方政府放弃了对充分就业的承诺，转而把逆周期货币政策当作应对经济周期的办法——经济衰退时降息，复苏时加息。

与此同时，两党又以所谓“财政纪律”为名束缚财政政策。由于政府一再为富豪阶层减税，便反过来宣称自己已经无力花钱改善民众生活水平。

从保罗·沃尔克时代开始——他于1979年至1987年担任美联储主席——货币政策就像激光一样精准地瞄准劳动者：只要劳动力市场有所改善，就以工资上涨将引发通胀为由提高利率。另一方面，美联储却总是乐见利润和资产价格上涨，因为它认为这会刺激投资并提高生产率。

这种立场暗含着一个假设：工资上涨不会让劳动者更加努力，而财富增加却能够激励富豪阶层创新。

在金融领域，新政时期确立的改革措施逐渐遭到削弱和拆除，为大型银行集团的出现打开了大门。这些吸收普通人存款的银行，如今可以参与形形色色的高风险金融交易，并与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发生业务往来。20世纪中期经济学家海曼·P. 明斯基所说的“货币经理资本主义”（money manager capitalism）由此兴起，对可交易金融工具产生了永无止境的需求，而华尔街也欣然满足这种需求。

每当“创造性金融”推动的泡沫破裂，美联储总会可靠地出手，避免富豪阶层的资产遭受重大损失。

偏爱资产市场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再加上技术颠覆与全球化，共同削弱了美国劳工的力量，导致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结果是，劳动者越来越多地承担技术变革的成本，而收益却在社会顶层被私人占有。

加尔布雷思与大崩盘

要理解当代由AI驱动的富豪经济如何运转，我们必须回到大萧条时代。今天的科技封建领主与金融家通过层层运作凭空撑起“虚构财富”，这与最终葬送美国早期富豪经济的金融结构如出一辙。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大崩盘》对那场引发大萧条的金融崩溃，给出了最清晰的解释。

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期间，纽约证券交易所外聚集的人群。作者借助加尔布雷思对1929年大崩盘的研究，将当年的投机繁荣与当前AI投资热潮进行比较。 资料图

如果把加尔布雷思的分析当成对今天这场投机泡沫的评论，也丝毫不会显得突兀——这个泡沫正在制造数以万计的百万富翁、数以千计的亿万富翁，甚至可能造就世界上第一位万亿富翁。

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指出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劳动生产率上升和工资停滞。增长由投资与非工资收入的增加推动，而后者又加剧了不平等。最富有的5%人口获得了约三分之一的个人收入，其中大部分来自利息、股息和租金。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与奢侈品消费，因此，一旦投资放缓，有效需求便不足以维持增长。

此外，公司与银行的组织结构也制造了金融脆弱性。当时的公司制度为骗子、投机客与诈骗者提供了便利，引发一波企业侵占和盗窃行为。控股公司与投资信托把所持企业当作偿债的“摇钱树”：它们削减实际投资，把资金用于支付股息，人为抬高股价，并由此加重通缩压力。

加尔布雷思解释说，大萧条前的巨额财富来自对股票的过度需求。人们通常误以为普通民众都卷入了投机狂热，但据他估计，即便在高峰时期，参与者也不足100万，而且大多数股票都被投资信托席卷而去。新成立的信托向其他信托发行股份，再用所得资金购买另外一些信托的股份。仅1928年一年，据估计就成立了186家投资信托。

到1929年初，华尔街每天都会推出一家新的投资公司；这些公司的证券总估值已经达到1927年的11倍。凭借循环金融的自我强化机制——信托彼此购买对方的股份，相互推高估值——各家信托把彼此的股价越推越高。

1929年秋天，当信托试图平掉自己持有的其他信托头寸时，一切走到了尽头。这条金融击鼓传花链条的必然结果，是全面清算：为了托住自己的股价，它们不得不抛售其他头寸。用加尔布雷思的话说：“它们买下了自己一文不值的股票……1929年秋天，也许是人类第一次成功地大规模欺骗了自己。”

加尔布雷思认为，崩盘的根源是他所说的“侵吞”；这些行为大多直到危机爆发后才暴露出来：

在任何时刻，一个国家的企业和银行里——更准确地说，是本应存在于其中却已经不翼而飞的部分——都会积存着一批尚未被发现的侵吞款项。这批存量，或许可以称为“欺诈浮财”（bezzle），无论何时都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它的规模也会随着商业周期变化。繁荣时期，人们放松警惕、彼此信任，资金也很充裕。但即使钱很多，总有人还想得到更多。在这种环境下，侵吞行为增加，被发现的比例下降，“欺诈浮财”便迅速膨胀。到了萧条时期，情况则会逆转……正如繁荣会加快其增长，崩盘也会极大加快其暴露。

记者兼商人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早已说过：“每一场重大危机都会揭露许多机构此前无人察觉的过度投机。”事后，人们才看见推动繁荣的“欺诈浮财”如海啸般显现。金融资产暴跌85%，GDP腰斩，失业率达到25%。正是这场金融崩盘，让大萧条变得如此深重。

加尔布雷思坚称，崩溃本就内含在此前的投机狂热之中。他把一些常见的原因猜测——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货币政策过度宽松——斥为“显然是胡说”。真正的问题，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信心、乐观情绪，以及“普通人注定会发财”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