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从现在开始要一步一步地推进教育改革，最终高考也要改。高考其实就是考智商，因此不需要考那么多科目，像美国只考两三门，让你没办法刷题，这样一来就简化了高考。我们算过，每年大学总招生人数已达到18岁人口数的75%。所以我们发现现在谈高考的人少了，谈中考的反而多起来了。

现在只要上了普高，几乎就能上大学，只不过是好坏问题。而中考是决定能上普高还是职高，决定孩子一辈子，所以大家现在卷中考。

但这完全不对，压力往下传导了。既然高考都不卷了，为什么要卷中考？我们这是倒着走，所以我最近一直呼吁取消中考。

当然，这些改革要在短期内实现是有很大难度的，但有一条路也许能走通，就是所谓的“职普融通”，因为这已经写进了新的《职业教育法》，慢慢地让中考变成只有重点高中要考，普通高中就不用考了。

观察者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到，2024年要“着力提升宏观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各方面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您认为怎样做才能防止政策之间出现“合成谬误”，从而影响预期和经济运行？

姚洋：过去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出现一些起伏，就是因为宏观协调机制出了问题。有些部委在没有协商的情况下出台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可能会引发市场震荡，造成经济波动。这次会议强调宏观政策协调配合是非常正确的。

此外，加强党对宏观政策协调的管理是避免“合成谬误”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中。

非经济政策指的是产业安全，以及在过度负债、过度金融化等领域开展的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应该纳入宏观经济的综合考量中来统筹，这个思路是非常正确的。

现在我们强调宏观政策的协调统筹非常及时，但仍有很多艰苦的具体工作要做。我们这些部委权力很大，过去也已经习惯了几个部委一联合就能发文，甚至一个部委都能发文，这有时会忽略政策对市场产生的冲击。

观察者网：对于过去政策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您觉得要怎样进行纠偏？

姚洋：如果政策是错的并且对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就应该纠正。例如，房地产急剧下行不是因为行业本身出现巨大问题，而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整的结果，调整方向完全正确，但太急于求成，药下得特别猛，像“三条红线”、贷款配额，本来可能应该在5到10年内做的调整，现在两年就做完了，就会对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现在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又提出“三个不低于”，要给房地产公司放贷。虽然政策上有转向，但旧的限制性政策仍未废除，银行方面出于顾虑就难以执行。我个人的观点是，既然政策变了，就应该告诉大家以前的政策已经废止了。

观察者网：在谈到经济复苏难的问题时，您多次谈到房地产和地方债这两大问题，2024年在这两个问题上的防范和化解之上，您认为怎样探索出一种长效长期解决之道，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姚洋：中央对房地产政策的一个巨大转变是区分商业房地产和保障房。商业房地产就是因城施策，各个城市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出台政策、管理办法，政府则应该致力于保障性住房。

2022年11月28日，上海，居民在办理保障房交房手续。图自视觉中国

现在我们提出每年要建5亿平米的保障性住房的目标可能比较高，一下子难以实现。此外，保障性住房能否入市交易、保障性住房的资金从何而来等一系列问题也仍需探索，但政策方向是正确的。

除了保障性住房，还应按照出租公寓的标准建设一些专门的出租房，因为中国人口流动量非常大，年轻人非常需要这样的出租公寓。

至于地方债长效机制，过去我们尝试过很多，例如“开前门关后门”、让平台公司变成商业性公司等等，最终都没有做到。

我认为，现在唯一可行的，可能就是把地方债务纳入地方的预算、决算，也就是让地方人大进行审查。目前，平台公司的债务只有当地政府管，缺乏监督。政府官员在一个地方只干三年，他拍拍屁股走了，债务就留给了地方，越滚越大。但地方人大代表不一样，地方人大代表长期在那里。

把地方的商业性债务也纳入地方预算和决算，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恐怕也是对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周期性膨胀的唯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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