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因为间接税只是做到了相对公平而不是绝对公平，即税率是公平的，但是由于消费相对于收入的递减性，收入越高消费占收入比例越低导致税负占收入比例也越低。

例如假设增值税税率为13%：一个人月收入一千，全部收入都拿去购买生活必需品，没有储蓄，那么他的增值税占收入比是13%；一个人月收入一万，每月消费五千、储蓄投资五千，他的增值税占收入比是6.5%；一个人月收入十万，每个月消费2万、储蓄投资8万，他的增值税占收入比是2.6%。

这种情况下造成的结果是收入越高纳税比例越低，明显是不利于穷人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相对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越高纳税比例越高来说，明显直接税更符合“取有余而补不足”的精神。

另一方面是对财产收入的控制问题。我国由于一直是以增值税这种间接税为主要税种，所以使用的是以票控税的体系。这个体系最大的漏洞就是如果不开票那么很可能不纳税也不会被发现。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算机时代以前、人们大量使用现金的情况下这套体系还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目前这三种情况在我国应该都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是市场经济，全球唯一能够和美国抗衡的网络大国，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普及后现金使用规模也大大缩减，所以我们应该和世界主流国家一样通过金融监控来与个人申报比对进行税收监管，相比发票而言，人们买东西很可能不要票但是绝不可能不付钱。

所以只有税收和金融监控相结合，使纳税与收入财产相匹配，才能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使劳动者的合法收入得以保护，使个人所得税不至于沦落为“工资税”，使低收入者不至于反而是纳税的主力军。

最后说说三次分配，国际歌中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如果把社会财富分配寄希望于富人的施舍明显是不可行的，特别是我国重视家庭伦理道德，富人并不觉得带着大量财富死去时耻辱的事情，把财产留给后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那么如何能够大力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呢？

现在欧美常见的慈善年金信托实际上是种规避遗产税的工具，即信托每年根据事先设定好的慈善目标和金额向慈善事业捐赠一定金额，信托期满再将剩余的信托财产交给指定受益人。例如，设立一个2000万美金的慈善年金信托，期限20年，每年捐赠100万美金，理论上该信托已经完全消耗完毕，因此不需要征税。但实际上由于信托运作过程中能够实现财富的增值，因此信托到期后仍有剩余资金可以交给受益人，受益人可以通过这种手段规避掉高额的遗产税和个人所得税，如果信托投资得当，甚至能够获得更多。

所以我国如果要使慈善社会公益事业飞速发展，那么其必要条件应该是征收遗产税。只有施行遗产税这种富不过三代的税制，并促使富人通过慈善活动对其缓解，同时从欧美吸取教训，在制度设计上减少慈善避税的负面影响，才有可能使慈善社会公益事业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税收对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作用是税收合理性的最重要基石，衷心希望我国能够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做到“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