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硬件和基础设施，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创造了全球化的新模式，通过帮助全球南方接入移动宽带技术促进数十个国家实现了数字化通信，产生了共鸣性影响，将边缘地带群体塑造成全球经济的参与者。在华为的参与下，墨西哥的互联网用户比例从2014年的44%提升到2023年的75%，支付宝与肯尼亚的移动支付服务M-Pesa合作，推动了当地移动支付的普及，2023年，M-Pesa的日均交易额超过1亿美元，用户数量超过2000万。

大量研究证明，数字技术与经济增长是正比例关系，在拉美，移动宽带普及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带动GDP增长率提高0.2个百分点。在全球南方，互联网接入不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而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中国而非其他国家推动着全球南方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也因此提升了自己在全球南方的国家形象。[ 大卫·戈德曼，“全球南方的宽带、企业创办和经济增长：评估中国的影响”，American Affairs, Vol.7, No.4, 2023]

已经有广泛的研究表明，中国对外援助项目不仅可以在经济层面推动受援国的工业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振奋民众的发展信心，还能够推动族群和谐、减缓社会冲突，同时可以提升受援国的治理能力与政府合法性，帮助落后国家摆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金融陷阱。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推动了本国发展，而且让现代化成果惠及发展中国家，从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式全球化—一种“普惠包容型全球化”。

四、“经济解放式全球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让我们再次回到开头有关“时代”的追问：“逆全球化”真的意味着世界政治的“全面倒退”吗？从根本上来说，作为时间进程的客观历史并没有方向，对历史发展做出的一切价值判断都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或历史观的产物。以此为前提，我们认为有关“倒退”的时代判断源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认知偏误。

西方学界广泛讨论的全球化进程在本质上是现代世界体系近五百年来周期性循环的体现，这个体系以历史资本主义为内核，并伴随着剥削、压迫以及等级特性。以这体系为出发点，“进步”或“倒退”的标准在于世界秩序的发展是否符合西方逻辑。当历史资本主义的扩张受到阻碍，当单极霸权体系出现衰落，“停滞”和“倒退”的声音便甚嚣尘上了。

如果站在非西方的立场，我们见证的则是新型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平等、公正的交互网络中寻求合作，由此形成的历史—社会体系推动着世界秩序由中心、等级制向多中心、扁平化方向发展。

一面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持续震荡，西方主导的全球扩张遭遇“逆全球化”困局；另一面则是这种以“解放”为主题的全球化在世界体系的裂隙中不断壮大。两种结构性力量的交织，意味着社会系统开启了根本性变迁。在沃勒斯坦看来，当既有的社会体系的外部而非内部出现替代性方案时，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迁就开始了。[ 在沃勒斯坦看来，只有像封建主义被资本主义所取代的时候西欧发生的情况那样，即现有的历史体系为不同种类的历史体系所取代的时候才可以被称之为“社会变迁”，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第141页。]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崛起并不是现代世界体系内部霸权更替的重复，而是在解决世界政治的根本矛盾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的新型全球化浪潮，其历史意义足以和五百年前西方的兴起、英国工业革命等量齐观。不同于西方兴起带给世界的自由帝国秩序，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会是共同安全而非“安全悖论”，文明互鉴而非文明冲突，共享发展而非与邻为壑。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