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化的非西方起源

时间观决定了历史观。以500年为尺度，是西方兴起及其统治-支配全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因此才会说全球化的“历史终结论”；以1000年为尺度，大唐是协和万邦的世界中心，“君臣共治”的大宋更是让西方人神往的“理想国”和世界经济枢纽，而此时的欧洲正处于“猎巫”的蒙昧状态和碎片化政治导致的连年不断的战争之中，当今的很多民族国家连影子都没有；以2000年为尺度，作为西方人说的现代性最重要标志的“国家组织”在秦汉之际就得以牢牢确立，而古希腊则处于原始形态的“城邦国家”，“希腊化的罗马人”的罗马帝国也只不过是野蛮形态的军国主义组织而非致力于共同体善的政治组织。

以1000年为尺度，中国无疑是多中心时代最为强劲的全球化引擎。唐宋之间，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在宋朝至少有9个城市设立了关税港口，泉州和广州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对外贸易就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到15世纪，中国对世界白银的需求巨大，白银成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中国—东南亚—日本”“中国—马尼拉—美洲”“中国—果阿—欧洲”横跨三大洲的全球贸易网络逐渐形成，围绕中国的海上主干线极大程度推动了市场网络的全球性链接。[ 万明：《何以全球化：明代中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作为一种非预期结果，以中国为重要引擎而展开的白银的全球化流通，引发了长达5个世纪的生态、人口、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

泉州石湖码头，实证了宋元泉州优良的建港条件，与江口码头共同呈现了宋元泉州港的水陆转运系统。 图源：见水印

立足千年史的视野，这种全球化的影响丝毫不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以致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银为基础的社会转变，欧洲和中国就不会有同样的‘价格革命’，也不会出现一个通过出售白银得以生存的西班牙帝国”。[ 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aldez, “China and the Manila Galleons,” in A. J. H. Latham and Heita Kawakatsu, eds.,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sian Economy, edited by , 71-90. London: Routledge.]

至于欧洲，至少到13世纪中期，尚处于十分边缘的位置，组成“欧洲”的社会结构实际上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审视16世纪之前的科学技术，人们会惊诧地发现，数学原理、航海、技术、战争、艺术和重要的军事技术，都源于文明水平更为“先进”的亚洲社会，最终才传到更“落后”的欧洲。以千年历史为尺度，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先发国家”乃至作为“先进地区”的欧洲，其实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后发优势”而实现“西方的兴起”。

最早发明了国家组织的中国在十六世纪之前事实上一直领先于世界，只是元蒙的野蛮性遗产，诸如主子-奴才关系、行跪拜礼，让明清之际的中国更加专制主义化，清朝更是大兴“文字狱”，社会活力丧失，曾经高度领先的科学技术如冶炼、航海等逐渐消失；同时，1435年丢失了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在失去来自东方的财源之后，西班牙葡萄牙等不得不寻找新的财富来源，大航海意外导致“西方的兴起”。中国的道家时间观即“反者道之动”，回答了为什么全球化之名的西方霸权并不是“历史的终结”，中国的崛起为什么是“文明的复兴”。

三、中国式现代化与“经济解放式全球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社会而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竞逐富强的现代化。这是一个“接力赛”的历史进程。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社会建设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光斌，“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4期。]

1978年邓小平启动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决定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中国因此成为巨大的世界市场。同时，19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推崇的以哈耶克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开始流行，国际资本开始自由流动。时来运转，东西双方一时间相向而行，给中国改革开放以巨大动力；东西方风云际会的一个意外后果是，中国式现代化改写了传统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叙事，“经济解放式全球化”横空出世。

近几十年来，曾经的“边缘地区”突飞猛进，撼动了世界体系的根基。从2001年到2021年的20年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由78.84%下降到59.08%，其中七国集团的份额由64.68%下降至44.72%，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体量已经逼近发达经济体，预计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GDP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并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covery during a Pandemic—Health Concerns, Supply Disruptions, Price Pressure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1, pp.83-86.]

时至今日，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货物出口占全球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中国工业制品不仅有“量变”，还有“质变”，中国已经取代日本而成为全球工业价值链的三大中心之一（其余两家是美国和德国）。据海关统计数据，我国2022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值占总出口的83.6%，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占17.9%。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众多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国，而巨大的市场需求又使得中国成为众多国家的重要进口国。

图自：新华网

这些数据所呈现的，是真正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在中国的实现。就生活便利度而言，比如移动支付、购物、出行、就餐等等，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便利；就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的自由”的人类发展指数而言，在受教育程度、人均寿命、社会保障网等方面，没有几个发展中国家堪与中国比拟，中国甚至不输于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

中国的“经济解放式全球化”的方式之一是“价格革命”。基于中国前30年积淀的巨大人口基数的巨大市场、工业体系和全产业链条，尤其是独立自主精神，中国通过自主研发将世界主要工业制品搞成“白菜价”，比如前述的一枚芯片价格目前只有原来的1%，有力地“去垄断化”，从而以解放自己而普惠世界，以发展自己而改变世界，走了一条和平发展而非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依靠战争掠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现代化还让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可以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出货地。在第三世界，中国手机因其相对低廉的价格吸引了大量用户，一夜进入信息化时代。

中国的科技创新还以独特方式促进了世界范围内人、自然、科技的和谐发展。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中国在2020年已经占全球光伏组件生产的70%以上。通过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光伏产品，中国正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推动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型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