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学，它的功能是什么？第一个功能是它的“知识论功能”。我们现在的政治学，理论太多了，我称为理论“富氧”。政治学的知识来源，一个是历史，一个是实践研究，一个是理论到理论。而我们中国政治学的现状，是“理论到理论”特别多。所以说，历史研究是概念、知识发现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这里，我顺便简单介绍一下人大政治学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果，比如姚中秋教授的中国性研究，属于国家理论。按照现在政治学的概念，我给他排了一下，在国家理论上，姚中秋教授的“中国性研究”就是回答“什么是中国”，这个是根本命题，是我们中国人理解中国、理解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命题。他提出了“一种文教、多种宗教、多种民族”。文教是什么？就是儒家，儒家文明、中华文明。宗教，多种宗教，无论是道教、佛教还是后来的基督教、天主教，无论是什么教，其实都是过了儒家的生活方式。这个论述非常厉害。而无论是哪个民族，你是胡人，到后来是满族人，最后都是汉化、儒家化，因此，也是中国人。这个理论，能够很有力地回答哈佛大学相关学者所谓的“新清史”。“新清史”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满族统治者不是汉族人，因此它具有“非中国性”。但是，只要看到从第一代皇帝到第二代皇帝开始的自我儒家化，那么姚中秋教授的这个理论就很容易地证明，“新清史”是意识形态，哪里有什么“非中国性”？

在政府理论方面有任锋教授的“治体理论”。任锋教授长达十来年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从西汉到宋再到明、清的经典文献和政治史当中梳理出“治体理论”。治体理论是相对于政府政体理论的一个中国的概念。政体理论很简单，就是政治权力的组织形式，它不能回答很多问题。任锋教授的治体理论包含治体的价值、治体的维度、治理的方法，是“三位一体”的概念，我觉得非常好。我在比较历史分析中，提出“政党中心主义”，就是政党理论。我们希望，未来的方向是通过历史政治学研究，重构政治学原理的知识体系。重新理解政治，重新理解国家，重新理解政府和政党，包括国家与社会关系、民主等这些东西都需要重新理解。

历史政治学的第二个功能是“求善治”。理论研究方法，比如历史社会学，它有很强大的知识论功能，可以提供知识，很多概念都是来自历史社会学的。但怎么治理国家？制度设计是什么？制度的好坏是什么？这些问题，不是历史社会学关注的。而恰恰相反，历史政治学特别关心这些问题。边疆治理也好，干部制度也好，在历史上是什么样，今天又是什么样，等等，都可以发掘。这是历史政治学的功能。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政治学、比较国家治理研究的作用。我刚才提到抗疫，为什么德国、韩国、中国，这三个不同文化和不同制度的国家，在抗疫过程中都有着不错的成就？这个问题只有历史政治学才能够回答。因为它有求善治的功能，就是国家治理的功能。

世界政治学研究主要是以深层结构、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因此，历史政治学在某种意义上也为世界政治学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路径。我7月要发表的《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一文中提出，要“重新理解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另一面就叫“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来，沃尔兹刻意地“去帝国主义化”，但是回到历史政治学，现实主义的另一面其实就是帝国主义。因此，历史政治学是比较国家治理和世界政治学的一个共同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