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教授在研究1981年到2001年美国政治议程的过程时发现，有利于资本集团的动议很容易成为法案政策，但是弱势群体的动议成为法案的可能性的，还不到资本集团的三分之一。由此得出结论：美国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国家。经过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民主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纷纷转型为资本秩序。

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秩序是民本秩序。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也是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分化。但是在社会分化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的方式就是民主政治，它的结果是以人民为中心。当今的世界政治依然是两条道路的世纪之争，中国和美国之争其实就是道路和制度之争，这一点我们回避不了。

如果没有民本秩序，或者没有党的领导，中国转而走向资本秩序，结果会怎样？我大胆假设，中国只不过会成为另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绝不会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好。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有一些比较有说服力的大数据，比如1：9和1：150。其中的“1”代表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和民本秩序，而“9”或者“150”都代表资本秩序。“1：9”的样本来自10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人口过亿的国家有13个，其中3个是工业化国家即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亚洲有6个，非洲有2个，拉美有2个；“1：150”的样本表明，发达的新兴国家基本上走向了资本秩序和多党民主，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因为走向资本秩序而走向发达国家。从政治上来说，讨论政治和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国的经验和道路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民主集中制体现了“混合至上”

从国家治理的政策逻辑上看，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混合至上。为什么要实现“混合至上”？大历史告诉我们，再好的意识形态，只要绝对化，最后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一百年，从放任自由主义到经济大危机，后来罗斯福新政使得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推行，再到1980年至2008年的新自由主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大历史的经验教训。

任何时候，人们的需要在利益上是多层次的，反映在人的观念上，就分为左中右。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或迎合一部分人的观念的政治决策，在某些人看来是好的，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不一定是好的。在现实当中，也许你听到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但是对某个群体来说，他们看待这些抱怨的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过去40年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

研究中国政治学30年来的发展，我得出一条基本经验：不要妄加导向。尤其是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各人对一些公共问题都可能持有确定的观念或主张，如果按照自己的观念看待现实，可能存在差异。有些政策不符合你的观念，或不符合你的利益，但可能符合另一部分人的观念和利益。

我们根据朱云汉教授做的ABS调查（亚洲民主动态调查）认为，现实当中，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以自利为诉求，换句话说，中国人更多地要求实质性民主。杜克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中国人多数时候是以民主的话语表述民生的诉求。

朱云汉教授ABS调查中关于中国在亚洲影响力数据

人的需要如何混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政治学理论上可以称为混合。民主和集中，这两个在西方人看来相互对立的东西，在中国人看来是可以混在一起的。两个对立的东西为什么能够相互并存，这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的变化很多，不变的东西就是民主集中制。如果说革命时期的民主集中制是1.0版，毛泽东时期的民主集中制是2.0版，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集中制就进入了3.0版。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关系总是在动态调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民主集中制的宪制结构之下，很多政治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