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光斌】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多元化关系

我们经常说，中国的经济成就显著，经济改革一往无前、突飞猛进，但是政治改革滞后。如何看待这样的命题？显然这个命题的背后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从大的历史脉络来看，其实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非常多元化，比如古希腊、古罗马，他们的经济制度是奴隶制，政治制度是共和制。美国开国的时候是奴隶制，但最终建立的也是共和制。

从案例比较研究来看，20世纪60、70 年代，中国、美国和前苏联三个国家都曾处于危机当中。今天看来，我们说国家好是相对意义上的——中国和美国度过了危机，前苏联却在危机当中解体了。

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政治制度动摇了，这个国家就消失了，这里面涉及到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是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文化权力、政治权力四种权力的综合；其中，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的结果。

中国和美国度过了危机，而苏联却在危机中解体了

比如，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博弈的结果。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归因于政治上出现问题；如果把结果当原因，很多改革往往就改错了方向。以前苏联为例，在改革中把结果当原因，首先改动政治体制，结果政治制度赖以生存的根基没有了，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

再看美国的历史。美国最初的时候是农奴制或者奴隶制，但现在却是共和制。美国的共和制经历了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包括农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到现在的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一直没有改变。

因此，无论从大历史到近代史，还是中国、美国、前苏联的比较，我们都可以看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关系是非常多元的，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

中国道路体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如果问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是什么，根源在哪里？经济学家肯定会说出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发展民营经济、市场化等关键词。但是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私有化程度都比中国高，为什么发展成这样？答案是，经济的背后还有政治。

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的模式可以归纳为：坚持方向，混合至上。

其中，“坚持方向”是从国家治理的政治逻辑上说的。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时，学界有人对此不理解，认为提出政治原则是对经济改革的约束，称之为“左”。今天回头看，当初改革开放起步时，我们不知道怎么搞改革，也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从自由化等倾向中，党中央纠正方向，明确提出“不能搞什么”，这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看世界的政治秩序，它是多元的、竞争性的。可以把竞争性的政治秩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资本秩序，一类是民本秩序。

从逻辑上看，资本秩序是非常抽象的类型。市场经济带来社会分化，社会分化是产生多党政治的基础，实现多党政治的方式是代议制民主，但是代议制的结果，其实是保护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