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阎学通教授在清华“雨课堂”进行了主题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区别”的线上授课，观察者网整理全文，以飨读者。（本文未经本人修订）】

这次疫情中，我看到很多人在讲到中美在防疫问题上的矛盾的时候，说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信任。其实从2012年起，就有人说中美之间的核心问题是缺乏战略互信，好像有了战略互信问题就都会解决一样，这其实是对战略互信是什么缺乏了解。

信任赤字的意思是没有战略互信就无法进行国际合作，有了互信就自然可以进行合作。但从客观的实际经验来看，信任赤字是存在逻辑问题的。信任既不是合作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合作的充分条件。

没有信任也可以进行合作。比如说二战期间，美、苏和英、苏都进行了战略合作，那个时候苏联跟英国和美国是没有任何战略信任的，特别是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之间绝对没有任何信任。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中国和日本现在的战略互信关系很低，但从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日本在防疫方面跟中国是非常愿意合作的。

再比如说核不扩散条约，并不是有核国家都相互信任了才合作的，是在这些国家相互没有信任的时候，在利益的推动下，他们就开始进行合作了。有了共同利益，没有互信也能合作。

另一方面它不能解释有战略互信但不合作的现象。比如我们跟俄罗斯的战略互信是非常坚实的，中国跟俄罗斯的战略互信远远高于中国跟其他的大国。但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中国跟俄罗斯就没有进行合作，中国不会派兵或者投票支持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政策，所以有战略互信也不意味着就会合作。

阿富汗跟中国的战略互信也很强。阿富汗这么多年在反恐，中国绝不会支持恐怖主义，坚决支持阿富汗政府，但这次阿富汗中国没有防疫合作，为什么？因为首先中国去阿富汗的人极少，很难想象有人从中国去阿富汗并且把病毒带过去。第二，阿富汗没有财力和技术能力帮助中国进行防疫。所以尽管中国跟阿富汗有很好的战略互信，但也不会有防疫合作。

中俄之间的战略互信是来自于中俄长时期的合作。而中美之间从1989年之后，应该说是合作少于冲突。1993年警察查中国的商船、1996年在台海支持台湾分离主义，1999年炸中国的大使馆等等……这么多年来，中美之间就是冲突很多、矛盾很多，合作是少数，而对抗是多数，所以形不成战略互信。

战略互信是合作的结果，不是合作的前提。

还有一个跟互信相关的特别流行的事情。一缺乏互信、一有矛盾，就有人说要加强交流，通过加强交流增加互信，进而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

这个想法实际对互信是什么不了解，互信是建立在了解对方的善意的基础上，是信任对方不会伤害自己。交流并不能增强这样的认识，交流可能增强了对对方的善意的认识，但也可能更深刻地看到对方的恶意，通过交流发现这个人真坏，以前没跟他接触还不知道。

所以这样交流实际是有可能增加互信，也有可能增加互疑，取决于相互交流之后了解了对方的什么。了解了对方的好的一面，能增加互信；了解了对方坏的一面，增加的就是互疑。

中美之间其实交流的渠道很多，官方的就有上百个，但战略关系还是越来越差，战略猜疑还是越来越重。

这就好比两个人因为相互不了解，所以坠入爱河，这就是我们说的一见钟情。结婚之后由于双方相互了解太深刻了，所以决定离婚，因为知道实在是没法跟对方共同生活。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做《五蠹》，在这里边他提出了“上古敬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意思是时代不一样了，所以策略不一样。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乐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

有巢氏解决的这种禽兽对人的安全威胁问题，今天我们说它是非传统安全问题，这是很奇怪的，这种非人的禽兽的威胁，远远早于人对人构成的安全威胁，但是我们习惯了后来人对人的安全威胁，几千年以后再讨论这种非人的威胁的时候，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非传统安全。

在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你可以得到众人的拥护，无论是哪个部族都支持你，因为解决的是所有部族都面临的共同的安全威胁。

“民食瓜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使王天下，号以曰燧人氏……”

这又是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疾病，咱们今天的新冠病毒就是这样的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当时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就是一个人出来说咱们用火吃熟食，这样就解决了疾病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