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时代

2014年，莫迪以承诺恢复资本主义信誉的强人形象当选总理。对于私人资本家来说，他将自己定位成一名亲商业、支持自由市场的改革者。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他承诺要清理盘根错节的腐败关系网，通过善治来创造就业机会。十年过去了，这些承诺依然没有完全兑现。事实上，资本主义在印度的信誉危机有增无减。

印度非但没有清理腐败，反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企业合并与经济集中化。2021年，印度排名前20家公司的利润占总利润的62%以上，而2011年的份额还不到50%。大部分利润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型企业手中。2024年福布斯的印度十大富豪排行榜最直观地体现出这个趋势。印度两家最大财团的所有者——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与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的财富加起来约2000亿美元，与排行榜上后面八位印度富豪的财富之和相差无几。

印度政府为这种企业并购开了绿灯，将其视作类似韩国财阀（大型家族企业集团）的印度版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是对“全国领军企业”带动经济发展的一次下注。但这并不符合印度的现实。

政府与这两家大型财团的关系导致许多公司遭到排挤。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不存在。好几家过去数十年来崛起的地方企业已经破产，只有少数几家受到青睐的企业通过收购破产企业和国家资产（例如，阿达尼集团在2019年收购了6家国有控股的机场）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

新一代企业家主要出现在数字初创企业、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领域。但莫迪的领军企业主导了基础设施、电信和自然资源领域，这些印度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现在都掌握在两三家巨型企业手中。

莫迪政府的部分标志性经济政策伤害了地方资本家与小企业，并助长了这种大企业合并，例如2016年试图清理“黑钱”假币的废钞令，以及2017年实施的（虽然是亡羊补牢但依然设计不周）的商品和服务税改革。

这些政策将印度的非正规经济搅得天翻地覆。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印度政府匆忙宣布的严厉“封城”政策在份额较小的正规经济部门与庞大的非正规经济部门间打下了深深的楔子。2020年到2023年，企业利润几乎翻了两番，但制造业企业的增长放缓、就业人数大幅下滑，到2023年仅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11.4%，低于2018年的水平。

当地时间7月8日，印度加济阿巴德，来自比哈尔邦的农民工在田地里种植水稻幼苗 视觉中国

经济困境加深的另一个迹象是，农业领域如今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比5年前还要多，而实际工资水平却停滞不前。

因此，我们需要结合以上背景来理解印度公众对过去十年里市场化改革的回应。经济集中化的后果中较少被讨论的一点是，它在地方资本与商业利益、政策制定之间制造的隔阂。这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在印度的联邦体制下，邦政府不得不引领许多方面的政策制定，因为他们更贴近基层，也能够承担责任。中央集权削弱了各邦政府的治理作用，减少了各邦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结果是，改革既没有反映地方的关切，也没有得到来自受改革影响选区的充分支持。

印度政府试图开放农业市场的失败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20年，政府提议对这些市场的运作进行必要且重大的改革。但改革方案并不周全，政府也没有做好安抚工作，比如向农民承诺某些领域必要的政府保护措施将会继续维持。不出所料，农民们担心会失去同大公司讨价还价的地位，相关法律引发了广泛的抗议示威。抗议者在新德里郊区安营扎寨，频繁地将矛头指向阿达尼与安巴尼两大巨头，并警告这些法律会伤害农民、让大公司收益。

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85%的受访者支持农民的抗议，而抗议活动最终迫使政府废除了相关法律。但是，印度政府似乎并没有从这次风波中吸取关键教训：经济上的集中化、助长裙带式腐败风气的改革模式无法建立真正有竞争力的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试图解决印度经济结构性失败的任何未来努力的大门都已经关闭。

一颗定时炸弹

2024年，莫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选民。过去十年来印度经济发展的后果——高失业率、贫富差距与物价上涨牵动着选民的心。反对党，尤其是国大党利用了这些挫折感，精心设计了一套围绕社会不公正、经济不平等和高失业率的政治叙事，并通过这套叙事在北方邦（Uttar Pradesh）等关键选区令莫迪处于下风。与此同时，他们毫无保留地批判印度政府与阿达尼、安巴尼之间的亲密关系。

莫迪以更加谦逊的姿态开启总理任期。在一手主导印度政坛整整十年后，他第一次面对一个活跃起来的反对党。第三个任期开始数个星期后，莫迪政府于今年7月提交了年度财政预算提案。提案宣布了一项就业激励计划和企业部门的实习计划，旨在创造就业机会。这些计划的效果有限，如宣称5年内将在正规经济部门创造4100万个就业岗位。粗略估计，这意味着每年需要新增至少1200万个就业岗位，才能吸纳劳动力市场的新求职者。更大的问题是，这些政策主张没有正视印度经济的结构性现实，也没有提出一份在整个经济中建立真正有竞争力市场的路线图。

重振旗鼓的反对党现在面对一个机会。目前，这些党派主要关注种姓制度框架下的社会正义和贫富差距问题，要求开展种姓普查并实行配额制。

然而，如果反对党真的希望挑战印人党的经济政策框架并解决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问题，就需要扩展他们的叙事空间。国大党及其盟友并非不存在裙带腐败，但他们仍然抨击印人党政府与安巴尼、阿达尼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失业率问题的严重程度。在发表这些言论的同时，反对党还需要提出一个建设性的、可信的经济发展替代愿景，并围绕这一愿景来动员选民。

实现这样的愿景并非易事。自1991年以来，印度已经就更进一步的经济自由化大方向达成社会与政治共识。这样的共识并没有动摇，所有对未来经济政策的思考都必须建立在这个框架之内。反对党可能很难有办法令自身的经济议程真正有别于印人党政府的议程。反对党自身也对印度政治中裙带主义的猖獗与无处不在的腐败负有责任，这可能会令其更不容易展现一种新颖的、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面貌。

许多分析人士要求印人党制定一套产业政策，重新平衡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加强调创造就业机会。也许反对党可以通过起草一份“影子政策”，即印人党不敢设想的道路，来启动这一进程。否则，印度经济将继续陷入目前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即使一个蓬勃发展但规模较小的正规经济部门与肆意的企业合并能够带来些许增长，印度的大部分人口依然被排除在外，还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对于一个年轻、充满抱负但又备受挫折的国家来说，这样的组合可能很快成为一枚定时炸弹——有可能已经在滴答作响了。

（原文发布在美国“外交事务”评论网站，原标题：“印度资本主义的危机。” The Crisis of Indian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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