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亚米尼·艾亚尔，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6月4日清晨，许多印度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等待2024年大选结果公布。但在远离公众视线的地方，240万有志成为医生的印度人在参加了一场竞争激烈的官方考试后，也在焦虑地切换频道，等待着将会决定他们未来的考试结果。

到那天晚上，选举与医科入学考试结果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依然是最大的单一政党，但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可一世。由于未能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印人党只能在联盟伙伴的帮助下组建政府。不过，与240万有志医学生所忍受的痛苦与担忧相比，莫迪的失望显得微不足道。

这场医学考试丑闻频发，得高分的考生人数多到不寻常，意味着阅卷环节存在违规行为，试题可能被提前泄露，甚至可能发生有组织的作弊活动。这并不是唯一一次丑闻。自2017年起，印度关系重大的国家资格暨入学考试（NEET，前称为全印度医学预科考试，观察者网译注）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开始由新德里的一家政府机构集中管理。随着外界担忧加剧，主管考试的机构陷入惊慌失措，开始取消其它的预约考试，数百万年轻学生的命运悬而未决。

这场考试在组织层面的失败不仅暴露了印度政府内部的无能与严重渎职，还揭露了印度经济的扭曲本质。在印度，这类考试往往是个人获得高等教育的必由之路，是最终通往体制内工作的康庄大道，也是许多印度人实现阶层跃升的持久动力。但是，印度在投资教育方面的巨大失败，结合一个无法创造体面工作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就业机会极度稀缺，竞争异常激烈。

当地时间2024年5月5日，印度巴特那，参加完医科“高考”（NEET）的考生走出考场 视觉中国

在医学院的入学考试中，240万印度考生要争夺仅仅10万个录取名额。获得学位后，这些年轻人要加入每年数百万人的毕业生大军，努力争取一份政府中的工作。在那里，工作岗位同样稀罕。比如，从2014年到2022年，超过2200万求职者竞争印度中央政府中的700万个空缺职位。这种激烈竞争与稀缺的机会调出了一杯有毒的鸡尾酒，作弊是家常便饭。

根据民意调查，因失业等问题对印度经济产生的不满情绪影响了莫迪与印人党的得票率。这次选举让人们开始关注印度经济的弊病，以及经历了30年经济自由化之后，资本主义在印度面临的信誉危机。

许多印度人对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持怀疑态度，他们的理由不可谓不充分。反对改革派依然是印度政治中的一股强大势力。印度的政治经济面临深刻的挑战。它选择的市场改革道路与该国对大资本毫无节制的拥护形成势如水火的矛盾，这加剧了对体制的不信任与骚动。

尽管反对市场改革的呼声有助于建立民主的“护栏”，抵御资本主义中更有害的元素，但这也导致印度大部分经济部门陷入低水平的均衡，面临不充分的竞争且创造就业不足。如何回应这次敲响的警钟，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取决于莫迪政府，也取决于以国大党（INC）为首的、重振旗鼓的反对党将如何推动关于经济发展的讨论。

资本主义的信誉赤字

过去30年里，印度经济的自由化改革成功令大部分人口摆脱了极端贫困。然而，在为许多人提供寻找经济机会的可持续途径这方面，它却一败涂地。80%以上的印度劳动力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大部分从事着勉强糊口的自营工作，或者是没有劳动合同与社会福利保障的工作。将近一半的劳动力依然被困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及相关的行业。

而如今，印度人对生活条件有了更高的期待。从2000年到2022年，获得中学及以上学历（往往质量堪忧）的年轻人比例翻了一番。看似得到学历认证的劳动力人数激增，却撞上了无法吸纳他们就业的印度经济。2022年，印度25岁以下年轻毕业生的失业率高达42%。

造成这种赤字的部分原因在于印度独特的经济发展轨迹。与中国这样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并没有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低技能制造业工作基本盘。事实上，印度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规模小得多的高技能服务业发展，从而打断了经济增长与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之间的纽带。

用政策界的时髦术语来说，印度政客的冥顽不化始终是深化市场改革的阻碍，尤其在放开土地、劳动力与农业市场的监管方面。然而，这种阻力不仅仅是顽固与墨守成规的政治精英的过错；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资本主义未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印度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经济学家阿文德·苏布拉马尼亚姆（Arvind Subramanian）称之为，“被污名化的资本主义”。

1990年自由化改革启动的快速增长并没有为整个印度经济孕育出有竞争力的市场。事实上，90年代信息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多少为印度的服务业注入了活力，与之相伴的却是基础设施与自然资源分配领域日渐公开的“权力寻租”式裙带腐败，以及严重的贫富差距。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0年代，印度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占全国之比从10%增长到22%；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是从7%上升到13%。在印度，这样的趋势还伴随着底层50%人口收入占全国份额的相应下滑。

此外，虽然自由化改革打破了传统上依靠发放许可证来寻租的做法——即官僚们会收取贿赂，然后为特定企业与个人发放牌照，在印度被形象地称作“许可证统治”（license raj），但自由化改革也开辟了新的权力寻租渠道，比如，为了加速土地与环保资质审批、通过国有银行为高风险企业提供便捷贷款的贿赂行为。

随着国家与商业的边界逐渐模糊，商业以隐蔽的方式进入政治。1991年，仅14%的印度议会当选议员拥有工商业背景。到2014年，这个比例已经增长到26%。好几位议员参与了直接涉及他们商业利益的立法决策。

关键的是，这一趋势与邦一级政党在全国选举中崛起的趋势重合，让区域性的小资本家能够在全国范围拓展业务。这个体制允许各行各业崛起的大资本家们参与规模巨大的腐败活动。

印度2024年大选各政党得票情况 印媒

当国家与资本间的纽带越来越紧密时，它对经济产生的涓滴效应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建筑业中，这是印度除了农业以外，创造了大部分就业机会的行业。建筑行业的工作往往既不稳定也不正规。公共与私营部门几乎没有为人力资本培训做出多少投资，印度政府也很少鼓励中小企业之间开展竞争，那里正是低技术制造业工作最集中的地方。

代表大企业利益、推动土地与劳动力市场毫无节制的去监管化主导了印度的政策讨论，这在大众政治的竞技场中激起了反对。比如，印度设立经济特区的目的是吸引外国投资，但往往被抗议与政治煽动所阻挠。

虽然这类阻力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资本主义极端做法的作用，但在努力提出促进更包容增长的战略，尤其是在非正规经济部门中培养有竞争力的市场这方面，印度政界根本没有共识与动力。明目张胆的腐败现象激发了公众的愤怒，最终导致国大党联合政府在2014年垮台，莫迪的印人党随之崛起。但这个过程同样引起了对印度版资本主义信誉的质疑。在大众政治的时代，市场改革变成了裙带腐败与代表大企业利益的同义词。

资本主义的信誉危机导致另一个弊病的恶化。长期以来，印度的国有经济都承担着提供稳定、体面的工作与促进社会流动性的责任。随着经济自由化，私营部门本应该分担这样的责任，但并没有成为现实。

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造就了一个受教育程度马马虎虎却好高骛远的年轻人群体，他们的能力不足以胜任高技能、创造就业机会的正规经济部门的需求。体制内工作依然被视作“香饽饽”。直到今天，拥有研究生学位（包括博士学位）的印度人普遍热衷于追求公共部门的文职岗位。体制内工作在印度年轻人梦想中的形象过于高大，这构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政客们很容易通过承诺扩大政府工作岗位与种姓配额来获得支持，却不再重视造成一系列问题的经济结构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