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特朗普时期的对华科技遏制政策，其在以下三方面已经显现出了负面影响：其一，美国对华过宽的出口管制损害了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商业利益，从而影响其研发投入；其二，美国对华人员交流过于严格的限制也损害了美国特定高科技领域的研发人力资本；其三，美国的国际科技合作中心地位相对弱化。

“十二五”期间，我国与德、英、法、日的联合专利申请占比之和是23.7%，仅为中美合作占比的一半，而在2018年这一占比已达38.3%，与中美合作专利占比相当。

基于上述背景，拜登政府更加关注对华科技竞争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其政策框架的以下三方面特征更为明显：第一，加大美国自身的科研投入；第二，以“小院高墙”为特征的精准遏制政策；第三，借助盟友圈和多边平台的杠杆，在关键技术领域形成针对中国的“盟友圈”，缩小中国的外交回旋空间。

在拜登政府时期，我们对中美科技竞争的新趋势也做出了三方面展望。

第一，中美在网络空间方面的技术竞争和对抗加剧，平行体系出现的可能性增加。但由于中美在全球产业链中互相嵌入的程度极深，两个平行体系出现的过程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推迟或面临阻滞。

我们的定量研究显示：美国制裁华为不仅会直接影响美国供应商，还会形成行业扩散效应。在华为供应商所在的九个行业中，至少有三个行业存在显著的行业扩散效应。

行业扩散效应可能促使行业协会对政策进行干预，加强供应商对制裁政策的反作用。具体包括：在政策实际生效前加快对华为的出口、将相关生产线转移至海外、向政府施压等。

第二，未来的中美科技竞争将进入全政府—全社会模式的融合国力竞争时代。信息革命正在渗透到经济、社会、政治、安全的方方面面，哪个国家能够更有效地融合各领域的国力并将其投射在网络空间，哪个国家就能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竞争中获胜。

第三，中美博弈围绕新技术的国际规则、国际话语权争夺将更为激烈。过去几年，欧美国家以及联合国的多个不同机制就网络空间的国际规则、法律框架进行磋商。随着网络空间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由规范兴起向规范普及过渡，大国围绕规范制定话语权的博弈将更加激烈。

六、中国产业链：外移、内迁，还是区域重组

在前有堵截（美国）、后有追兵（越南等）、中间摇摆（欧洲和日本），以及内有产业升级之困的背景下，我国产业链巩固、优化升级都面临一定压力。从空间上来看，我国产业链面临三个调整方向：外移、内迁、区域重组。

以越南为例，笔者对中国产业链外移进行观察，并对其性质进行了研究。当前，作为一个经济体量相当于我国典型中西部省份的经济体，越南已经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国。以此为切入点，笔者就中国对越南快速增长的出口进行了定量拆解，尝试回答中国向越南产业转移的性质问题。

2022年4月7日，越南工人在组装电动汽车。图源：视觉中国

结果表明，中国对越南的出口有两大特点：第一，中国向越南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是中间品，而不是为了满足越南的最终需求；第二，中国企业对越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是带来对越南中间品出口增加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中国向越南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使得中越在国际分工上的关系更为紧密，部分中国对欧美国家的顺差转变成了中国对越南，以及越南对欧美的顺差，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过于集中的压力得以减轻。

可见，现在的中越经贸关系较类似此前的中日经贸关系。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节点，越南则有潜力成为次级节点。不过从长远来看，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将对越南的发展形成挑战。

对于巩固国内产业链、做好中西部地区产业链承接，我们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执行梯度税收优惠。中西部地区可以试点对标东南亚国家，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以税收政策工具引导和支持产业有序转移，加强省际协调，减少横向税收竞争。

第二，改善中西部地区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市场化水平和政府效率，改善政企关系。

第三，推动内资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使其逐步摆脱服务外资的“代工”地位，塑造稳就业、增利润、育品牌的三赢局面。

第四，在中西部边境省份与越南、缅甸开展劳务合作。

可在广西、云南等边境省份布局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尝试“我国产业链＋越南劳动力”的经济一体化模式，通过提供语言培训、学历教育等方式吸引越南年轻劳动力入境学习、工作，这样既可以缓解我国年轻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又可以通过引入境外劳动力要素把产业链留在国内。

在区域产业链重组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欧洲汽车产业链的暂停对东亚国家造成的冲击，给我们带来了启示：汽车产业可能适合作为东亚区域产业合作的抓手。

高度集成的汽车产业链是全球化生产的典型代表。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3—4月欧洲汽车行业生产停顿，一方面导致中国汽车零部件面临进口断供冲击，另一方面则减少了欧洲从日、韩进口汽车零部件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日、韩供给与我国进口需求具备对接的可能性。尤其是从二级、三级等次级供应商来看，日本、韩国的汽车供应链可能与中国的汽车供应链形成有效匹配。

汽车产业适合作为东亚产业链合作的抓手。在新技术、新能源革命的背景下，传统汽车产业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紧密相连，而且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在新兴汽车产业中各自具有一定优势。

中国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领域较为领先，产业配套网络齐全、市场规模巨大，中国有望成为东亚地区汽车产业链合作的枢纽，而且汽车行业主要使用成熟制程的芯片，受到出口管制制裁的潜在影响相对较小。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合作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制于地区内的政治关系，产业合作在该领域也面临一定挑战。

本文摘编自《探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金融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