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达利欧错在哪里？

有了分析债务问题的三个层次思维的准备，现在可以回过头来看看达利欧错在了哪里。

达利欧在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方法论上犯了两个严重错误：（1）他错误地用微观思维来分析宏观问题，因而让其国家债务分析始终停留在第一层微观思维中；（2）他错误地将宏观经济想象成一台机器，因而没能看到不同宏观经济状况下，宏观运行逻辑的差异。达利欧方法论上的错误衍生出了他对国家债务的诸多错误认知。

达利欧分析国家债务的核心逻辑是，国家积累的债务太多了就要爆发债务危机。而他对债务是否太多的判断标准是，债务所创造的收益是否能够覆盖债务的成本。这是债务分析的微观思维，对个人和企业的这样微观经济主体适用。这种逻辑固然符合人们的直觉，却不能盲目套用到国家债务的分析之上。

宏观经济的运行有时是反直觉、反常识的——宏观经济处在需求不足、产能过剩时尤其如此。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对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供给能力方才是一个国家债务的真正约束，而美国的债务约束则在于“美元霸权”。《国家为什么会破产》这本书洋洋洒洒36万字的篇幅，却没有点出这两个国家债务的真正约束，反映了达利欧因方法论错误而受局限的视野。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 资料图：央视新闻

当然，达利欧作为宏观对冲基金的创始人，其书中还是包含着对诸多宏观现象的分析。比如，在《国家为什么会破产》这本书中，他就讲到了中央银行可对债务进行的干预，并还探讨了银行、信贷、利率乃至地缘政治对债务周期的影响。但达利欧对这些宏观问题的分析都是在微观思维框架中进行的，是披着宏观分析外衣的微观分析。

达利欧第二个方法论上的错误，是将宏观经济理解成一台机器。这个错误其实和他的第一个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源的——正因为达利欧不认为宏观经济和微观机器有什么本质差别，所以他才会用微观思维来分析宏观问题。

早在2008年，达利欧曾撰写过一篇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的报告，题为《经济机器是怎样工作的》（How the Economic Machine Works）[8]。这篇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宏观经济就像一台机器”（The economy is like a machine）。2025年的《国家为什么会破产》这本书的第1章第1节，也以《机器的运作原理》为题。

将宏观经济看成机器的机械论研究方法，是早已被证伪，并且已经为经济学家们抛弃了半个多世纪的方法论。宏观经济不是一台机器！如果你一定要将其看作一台机器，宏观经济也会是一台非常奇怪的机器——这台机器的内部结构和运行参数会因为操作这台机器之方式的改变而改变。

想象一辆奇怪的汽车，在驾驶员不怎么踩油门的时候，偶尔踩油门时车会加速。但当驾驶员总踩油门加速之后，再踩油门汽车就不加速了，甚至还会在踩油门的时候减速（油门居然变成了刹车）。这辆奇怪的汽车就是宏观经济。这不是靠对汽车的常理能完全理解的。

宏观经济之所以是一台奇怪的机器，是因为这台“机器”由活生生的，对未来有预期，会因预期改变而改变其行为的人所组成的。预期一旦改变，人的行为就相应改变，因而导致“机器”的结构随之变化。这方面的一个著名例子是“菲利普斯曲线”的消失。

1958年，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首次在英国的经济数据中发现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一关系因而被命名为“菲利普斯曲线”。后来，经济学家又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数据中发现了这一关系，因而逐渐将这一关系当成一条宏观经济运行的“铁律”而接受了下来。

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当西方国家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菲利普斯曲线来调控宏观经济，试图通过推高通胀来压低失业率的时候，菲利普斯曲线就消失了，西方国家随之落入了高通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stagflation）状态。

后来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在20世纪50至60年代，菲利普斯曲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当时的民众保有低通胀的预期。在这段时间里，通胀上行会被民众视为经济向好的信号，因而会促使企业更多雇佣劳动力，从而压低失业率。但当政府开始积极运用菲利普斯曲线而推高通胀的时候，民众的预期就发生了变化。这时，高通胀不再被民众视为经济向好的信号，而更多被看成政府推高通胀“愚弄”民众的结果。因此，通胀上行就不再促使企业增加雇佣，因而也就无法压低失业率了。

菲利普斯曲线的消失催生了20世纪70年代宏观经济学界的“理性预期革命”，让经济学家们彻底摒弃了对宏观经济的机械论看法。

菲利普斯曲线消失这件事不仅对经济学家们有意义，也给所有试图理解宏观经济运行的人带来了启示，这启示是：千万不要把宏观经济想象成一台机器——宏观经济中的各种因果联系、反应行为，都可能因为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达利欧就在这里犯了错，他将宏观经济错看成一台机器，因此误认为特定的行为就一定会产生特定的后果。他认为，中央银行印钞票来遏制债务危机爆发时，必然会导致本币贬值（《国家为什么会破产》第11页）。但正如前文所述，真实情况未必如此。

中央银行印钞既可能会让本币贬值，也可能让本币升值。究竟会有哪种后果，要看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而定，尤其要看经济是否处在需求不足的状况中。达利欧在央行印钞和货币贬值之间错误地加上了一条他所认为的机械因果联系，自然就不认为央行能通过印钞来解决债务危机，因而也就深信国家的债务多了就会爆发债务危机。

达利欧这种对宏观经济的机械性理解所带来的错误还体现在很多其他地方。比如，在《国家为什么会破产》一书的第18章，达利欧提出了他的“3%解决方案”——他认为应该将美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削减至3%。在其看似复杂的测算背后，隐含着达利欧的一个关键假设，即一国的财政赤字应该有一个最合理的水平（达利欧认为是3%）。

事实上，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想法，想问问：一国合理的财政赤字规模应该是多少？一国合理的债务水平应该是多少？但提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问错了问题——问出这样的问题，就已经把思路导向了错误的路径。

事实上，一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应该多少才合适，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宏观经济状况。不同的状况下，合理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是不一样的。试图去寻找不随时间变化，甚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赤字和债务规模标准，不仅徒劳无功，而且危害极大。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也就假设了问题答案的存在，因而就会让人忽视真正重要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忽视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必要。

我国有句俗话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分析问题时，方法论是基础。方法论错了，建立在方法论上的各种结论也就谈不上正确。达利欧在《国家为什么会破产》这本书中之所以会得出不少似是而非的结论，根子在其宏观分析方法论上的错误。这些错误结论被包裹在看似扎实的逻辑和数据中，固然不像“债务就是鸦片”的奇谈怪论那样“一眼假”，却更有迷惑性和危险性。[9]

简单举两个错误结论的例子。

第一个是达利欧对美国债务风险的误判。在《国家为什么会破产》的第289页，达利欧说：

“目前，我判断美国政府的长期债务风险非常高，因为当前及预期的政府债务、偿债成本、新债发行以及债务展期规模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且未来面临巨大的债务展期风险。事实上，我认为美国政府的债务状况正接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会引发一个自我强化的债务‘死亡螺旋’”。

如果用微观思维来看美国的债务规模，确实容易得到这样的结果。但如果理解了“美元霸权”对美国国债的支撑作用，就不会仅从国债规模来做出如此悲观的判断。在美国政府不出“昏招”来自我削弱世界各国对美元之信心的情况下，美国国债并未接近引发“死亡螺旋”的临界点。

第二个是达利欧对我国债务风险的误判。在《国家为什么会破产》的第248页，达利欧说：

“在理想情况下，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既要有能力又要有勇气迅速实现‘和谐的去杠杆化’”。

达利欧显然认为我国的债务规模已经太高，必须要用“去杠杆”政策来降低债务风险。但他在做出这个判断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在我国当前需求不足、储蓄过剩的环境中，债务累积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事实上，恰恰是过去数年我国国内过于严厉的去杠杆举措，抑制了债务的合理增长，阻碍了国内储蓄通过债务通道向投资的转化，因而加重了我国需求不足的压力，给经济增长和物价都带来了沉重下行压力。

近些年来，我国之所以在国内债务接续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并非是我国债务太多要爆发债务危机所致，而是过于严厉的去杠杆措施人为制造了债务接续的流动性问题。在去杠杆已经给宏观经济带来沉重冲击的时候，我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去杠杆，而是对去杠杆思想的纠偏。[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