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技术生态绑定：开发者与学生技能栈的锁定

第七个途径是技术生态绑定。它通过开发者布道、认证体系、教育渗透与开源社区收编，锁定目标国开发者与学生的技能栈和认知框架。这一途径最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它的“自然偏移”——它并非强制，而是在结构性条件之下，使用美方工具成为最便利、最“正常”的选择。其规模可由巴西的数据见出：谷歌云承诺在巴西培训100万人，其“Capacita+”活动以单日培训20万人为目标，并与50所大学合作；亚马逊云科技的“AWS Treina Brasil”承诺到2028年免费培训100万人，其学院项目经由教育集团进入巴西高校，覆盖85万名拉美学生；一款由教育企业与亚马逊云科技合作开发的人工智能助手，则覆盖了7000所巴西学校。

与培训规模相对应的，是公共支出的方向。自2014年以来，巴西在谷歌、微软、甲骨文的软件、云与安全许可上花费约42亿美元，而对本土替代方案的投资极少。在这一途径上，一个尤其值得警惕的变体，是“主权人工智能”叙事——绑定被重新包装为“主权选择”。英伟达将一个面向巴西的数据集标注为“主权人工智能”（sovereign AI），谷歌云则将其部署方案包装为“不牺牲国家主权”。当绑定以“主权”之名出现时，目标国接受它便显得更为自然。

这一途径在其他国家的渗透同样深入。在马来西亚，谷歌的“Gemini for Education”覆盖了全部20所公立大学、近60万名学生与7.5万名教职工，微软则声称累计培训约170万人；在南非，高等教育与培训部与谷歌签署谅解备忘录，将谷歌引入全部公立高校体系，亚马逊云科技亦将其首个海外技能中心设在开普敦；在印度尼西亚，微软的一项计划在八个月内培训了120万人；在加纳，政府主动将谷歌的10万份职业证书奖学金纳入本国的“百万程序员”国家计划。

笔者认为，技术生态绑定是八个途径中回报周期最长，也最难逆转的一种：当一代技术人才在认知上习惯于用美方工具思考、用美方框架定义问题，产业方向便会“自然地”偏移过去。等到一国意识到这一点，往往已经难以回头。

第八个途径是投资筛选。美国的风险资本、企业创投、平台创业扶持与政府开发金融，通过资本配置决定哪些创业方向获得支持，从而筛选出目标国初创生态的成长方向。这种筛选往往带有明确的战略指向。

美国开发金融公司直言，其对巴西稀土项目的投资，是为了“为美国市场确保可靠的西半球关键矿产来源”；该公司2026年获得重新授权后，投资上限由60亿美元提高到205亿美元，并明确以对冲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融资为目标。在企业层面，微软对巴西投资147亿雷亚尔，向3300家本地初创企业提供超过900万美元的云服务额度；微软创投的巴西基金则有孟山都、高通参与，定向筛选农业科技方向。

美国在巴西本地开设稀土矿

资本筛选的结果，是存活下来的大型企业普遍依附于美国基础设施——巴西的金融科技风险投资约占拉美的42%，其中代表性企业如Nubank依赖亚马逊云科技、C6银行由摩根大通注资。这一途径还存在一种反讽效应。

巴西的数据本地化政策本意是增强主权，但其实际结果，却是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在巴西的物理扩张。正如非政府组织ARTICLE19所指出的，“真正的问题不是数据存储在哪里，而是谁拥有、控制和治理这些数据中心”。

不过，巴西也存在抵抗资本筛选的公共力量。央行运营的Pix支付系统拥有1.5亿用户，占54.7%的交易量，它作为公共基础设施运行，其方向并不由美国风险资本筛选——美国301调查恰恰将Pix列为“商业壁垒”，这反过来证明了两种逻辑的冲突；巴西国家开发银行则代表着另一种资本配置方向。

投资筛选并非拉美独有：美国开发金融公司在2018至2024年间于拉美投资近110亿美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明确将其定位为“超越中国”的工具；阿根廷的大型投资激励制度（RIGI）为投资者提供30年监管稳定保证并扩展投资仲裁权；印度尼西亚近70%的独角兽企业则建立在谷歌云之上。资本的方向就是产业的方向——当一国创业生态的“成活率”由别国资本来定义，这个国家的数字未来，其实已经被预先筛选过一遍。

余论：从中美比较看中国数字国际合作的中间真空

美国对“全球南方”国家数字产业方向的影响力运作，其显著特征是“全链条”的——从高层政治意愿，到制度化对话、智库叙事、企业游说、标准推广、生态绑定、资本筛选，直至经济胁迫，每一个环节都有对应的主体在持续工作。

正是这条从政治到市场、从观念到制度的完整链条，使美国的影响力能够逐级渗透、相互强化。相比之下，中国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合作中，呈现的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图景：高层的政治意愿与企业的市场行为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中间地带的真空。

这一观察源于笔者2026年5月在巴西的实地访问。中巴两国领导人在金砖框架下达成了数字化合作的宏观战略意向，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在积极拓展拉美市场。然而，在政治意愿与企业行动之间，那个将宏观合作意向逐级转化为具体立法建议、政策方案、学术话语、媒体叙事、公众认知的过程，几乎是完全缺失的。

以巴西为例，笔者所接触的联邦政府部委、参与AI监管立法的议员、深入研究数字主权的学者、推动技术赋能的社会运动领导者——这些本应是中国数字技术与治理经验在目标国的天然对接者——对中国数字产业的实际发展水平几乎一无所知。

以大模型领域为例，DeepSeek等中国开源大模型已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竞品的水平，且可本地部署，从根本上解决了“全球南方”国家依赖美国云端AI服务的困境。然而，在巴西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这些中国大模型的存在本身都鲜为人知，更遑论实际使用。

金砖ai中心与徐汇区相关单位签署的合作协议为未来深化两国合作打下了基础

这不是巴西独有的现象，而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数字合作的普遍性结构特征。从美国的八个途径反观，可以观察到中国在以下几个维度上的现状不足。

其一，制度化政策对话的缺位。美国通过二十余项双边对话机制，持续塑造目标国技术官僚的政策偏好；中国虽有金砖、中拉论坛等多边框架及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等机制性安排，但这些机制目前多以高层倡议和产业对接为主，尚未形成深入目标国技术官僚和立法进程的制度化对话能力。

其二，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的真空。美国智库通过系统性的研究、研讨会与政策分析，建构目标国理解数字治理的认知框架；中国的数字治理实践丰富而独特，但几乎没有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系统性的外译研究、联合学术项目或政策咨询输出。目标国学者想要了解中国，却发现几乎没有可用的葡语、西语、法语等语种的一手资料。

其三，话语与叙事能力的薄弱。美国通过智库、媒体与制度化对话，预先设定了目标国讨论数字治理的概念框架——什么是“合理”的监管、什么是“开放”的互联网；中国则在这一话语场域中近乎失语。其结果不仅是中国的数字方案不被了解，更在于关于中国的信息几乎完全由西方媒体过滤——即便对华友好的学者和社会运动人士，也难以获得关于中国的准确信息。这不是意愿问题，而是信息渠道问题。

其四，人才与技能生态的缺席。美国科技企业通过百万级规模的培训项目，将目标国开发者的技能栈锁定在美国生态之内；中国的技术培训、认证体系、教育合作，在目标国几乎看不到踪影。当巴西的大学师生、印尼的公务员、加纳的程序员在技能成长的关键阶段只接触美国工具和美国框架，中国技术的进入便天然地面临认知壁垒。

将以上四点与美国八个途径的系统化运作并列来看，一个不对称的结构是清楚的：一方在持续地、全链条地塑造着目标国的数字产业方向，另一方拥有先进的技术与产品，也拥有高层合作的政治意愿，却在政治意愿与市场行为之间的广阔中间地带几乎不存在。

而美国八个途径中最有力量的那些——制度化对话、智库叙事、技术生态绑定——恰恰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在目标国社会内部培育认知、塑造偏好、建立习惯，使美国的技术标准成为“自然的”选择、美国的治理框架成为“合理的”参照。

这一中间地带——学术研究、政策对话、人才培养、信息渠道——本质上就是国际传播能力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具体呈现。在“全球南方”国家数字产业的塑造与锁定这场漫长的博弈中，国际传播能力的缺位，意味着再先进的技术也只能停留在市场的边缘；而这一能力的建设，或许比产品本身的竞争更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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