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前面说到安全观，其实这些年在欧洲的关注程度是在逐步加大的，从中美贸易战、到疫情、供应链，再到战争影响下的主权军事安全等；在这一点上，最近德国政府正在酝酿限制中德投资法案、设立新的对华经济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不过目前内部仍存分歧，比如执政联盟之一的自民党还在踩刹车，包括中远集团投资汉堡港一事仍存争议，还有大众汽车新疆工厂被德国政府拒绝投资担保，这种内部分歧最终会如何演化？给政府执政带来什么内耗和隐患？

伍慧萍：德国内部在对华关系上的确存在分歧。具体来讲，社民党、包括总理朔尔茨，相对比较稳健，试图维持默克尔时期比较务实的对华基调，但绿党、自民党则更加强调制度竞争。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在对华政策上调整的大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它对中国的这种地缘政治重点突出制度竞争。之前德国也提过，德国和欧洲都把中国定义为制度性对手，可见定位非常清晰。这是默克尔之后的一个最新定位，而且慢慢成为政界的共识。

在他们看来，现在是大国竞争时代，中俄的不同制度，其表现和结果跟西方民主制度之间是存在竞争的。这一理念主导了他们对华政策的大幅修订。

同时，可以看到德国在对华经贸关系领域制定新的投资法案，因为经济安全属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框架之下，所以也要同步制定新政策。外交部主导制订新的总体对华战略，经济部则主要负责对华经贸政策调整。比如，强调将进一步加强投资审查，而且这种审查是双向的，可以说极大颠覆了德国一贯的风格，以前政府对企业行为是尽量不干预，但现在不仅要审查中国在德投资，还要审查德国企业在华投资，可以说对于经贸投资的政策进一步收紧。

最近的两个典型例子，中远集团参股汉堡港一事陷入巨大争议，目前还在讨论中；德国政府取消对大众新疆工厂的投资担保，甚至未来也不排除要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FSW）审查是否减少在华德企的信贷额度，同时通过扩大信贷额度以换取扩大在印尼等亚洲其他地区的投资和经营。很显然，德国正在收紧与中国之间的经贸投资，而且指导思想是要使得德国资本对中国投资降低兴趣。

其实除了这些比较大的行动之外，还有其他的举措，比方说以前会举办一些投资贸易促进会或洽谈会以促进双边贸易，但现在就不怎么做了，反而引导德国资本去投向其他地区。如今更是有了一个新名词叫“友岸外包”，意思就是引导德国资本投向那些他们认为的所谓“友好国家”或价值观相同的地方，但这种原则非常双标，投资印度、沙特都可以被认为“友岸外包”，但中国就不行，双标意味太强。

现在的德国政府希望实践贸易网络多元化，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从俄乌战争中，德国真切体会到自己对俄罗斯在能源上过于依赖，对中国则是经贸依赖，它发现自己在很多关键原材料以及一些重要领域对华依赖太深，必须调整方向，更多地跟志同道合、价值观相近的国家或地区打交道，使之更为多元化。这一点在德国是有共识的。

另外，在发展对华关系时，德国日益强调欧洲内部要形成统一立场，期望加强与盟友的协调，这个盟友既包括欧洲，也包括美国，现在双方也有相关机构协调，比如在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的框架下。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试图阻止中远集团入股德国汉堡港 图自AP

观察者网：您前面谈到的主要是德国政界的想法，但经贸问题毕竟涉及企业主体，双方步调是否一致？

伍慧萍：反差还是非常大的。虽然德国政界一直呼吁减少对华依赖性，但今年以来的各种数据都反映出德国大企业其实都在扩大对华投资，像大众、巴斯夫等，这一增长也创下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新高。

所以，我觉得当下政冷经热的趋势好像更加明显了——政界在拼命往后撤，试图劝阻德企往其他地方投资，但对不起，企业还是看重中国市场，更何况现在想要找到一个类似的替代市场没那么容易，既要同等体量，又要拥有庞大的高素质劳动力群体和稳定的投资环境，非常困难。比如，印度虽然一直在鼓励欢迎投资，但现实中的很多政策是排斥外资的。相较之下，在中国扩大投资对德企仍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在我看来，当前中德之间的经贸关系恰恰可能是一个稳定期。就像德国政府正在研讨的新的投资法案，经济界是不太买账的。

观察者网：确实，这从近期不少经济机构、证券公司发布的研报中可以看出，今年以来有不少德国大型企业都在向中国转，当然也有一部分转移到美国，给外界的总体印象由于欧洲通胀、能源短缺等因素，反倒推动了欧洲制造业外移。

伍慧萍：说实话，如果疫情限制更缓和一些的话，德企往中国的投资会更多。数据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南德报》9月15 日的报道中提到，欧洲对华投资正逐渐被少数大公司主导，据荣鼎咨询公司市场报告显示，过去20年里，德国在欧洲对华投资中的占比已从15%增长到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