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媒体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的反抗

后来，南方国家逐渐出现了一些抵抗。当时这个世界东西对立、南北对立，南方国家是前殖民地国家，它们开始强烈地感受到了媒体帝国主义对它们的统治。它们本国的重要事情全是由西方通讯社来解释、给出定义，所以南方国家就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抵抗帝国主义的这种统治。

在南方国家的集体行动之前，西方其实已有一批左翼学者提出了一些理论，这些理论实际上直到今天也非常有效。比如，1968年西方一些民间协会在南斯拉夫召开过一个会议，会上提出，控制人思想的体系已经日趋完善，外国的思想源源不断地强加到别国人民的头脑中，以至于当代社会人们的头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外国思想的俘虏——半个多世纪之前，关于系统地对人民进行洗脑，就有如此明确的表示了。

196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蒙特利尔会议上就指出过一个问题：新闻媒介虽然能够扩大国际共识，但是文化间的信息流通并不见得会提高国际共识；事实正好相反，我们认为当前所谓的信息自由流通，实际上是信息单向流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信息交流。

在这些西方左翼学者和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对抗中，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现实——中国一直是缺席的。西方利用对新闻和真相的控制，对世界现实进行歪曲，而我们对西方媒体霸权的反抗是很晚以后才形成的。

大家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国内兴起过Anti-CNN的运动。那时国人突然发现西方媒体完全不顾事实真相，针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歪曲报道，为此我们才产生了Anti-CNN这一运动。那时民间使用的一些话语，其实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被南方国家、西方左翼学者所使用了，我们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演讲现场

第三个战场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针对西方媒体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主战场。

197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总干事在下一次全体会议上递交一份关于利用大众媒介巩固和平，增强国际共识，反对战争、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的草案宣言。这已明确提出，全球大众媒介本身要有集体的正义性，要反帝反殖、反种族主义。这要求促成了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宣言——《大众传媒宣言》（Mass Media Declaration），全称《有关大众媒介为加强和平与国际共识，为促进人权以及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与战争煽动而做贡献的基本原则宣言》。

《大众传媒宣言》基本上包括了三方的立场：一方是当时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一方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一方是不结盟运动国家南方阵营。这三方的立场都很鲜明：东方阵营主要强调媒体的责任，这跟现在我们中国政府的立场很相近；西方阵营当然一如既往，就是强调自由；南方阵营强调的既不是责任也不是自由，而是平衡。三方反复博弈，最后形成了一个把这三个词都包括进去的宣言。但是，“责任”这词只出现了一次，代表美国西方立场的“自由”出现了7次，代表不结盟国家立场的“平衡”出现了4次。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推出了一个很著名的报告，即《麦克布莱德报告》（The MacBride Report），又名《多种声音，一个世界》。麦克布莱德（Seán MacBride）是爱尔兰人，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反帝斗士，他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报告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报告一共给出82条建议，建议媒介和新闻应该既允许一定的自由，又强调责任，还应该有平衡。

西方的妥协与反攻

但是人们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反抗最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到了80年代，西方进行了一次有组织的反攻，现在回顾来看，基本上可以说三拳两脚就把这么多年东方和南方的努力给打垮了。这是怎么回事？

三方前前后后经历了多次斗争和博弈，但是结果80年代出现了一件事。西方说，你们一直说我媒介帝国主义，因为我有各方面的优势，特别是我有技术上的优势，那么好吧，咱们通过联合国实行一个计划，我用技术援助所有的南方国家，我把我的电台、电视台、我现时所具有的各种先进电子技术、通信技术都援助给你。最后形成了“媒体发展援助计划”。

这个计划集中了上亿的美金，一共大概有十几个出资国，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现代的媒体技术、建立媒体产业。今天我们可能已经难以想象，印度当时是13个出资国之一，而中国是被帮助的对象。中国今天的传媒大学曾经有两个项目，就是来自于这个计划。

刚开始发展中国家以为，似乎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来弥补和西方的差距；但是这个计划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发展中国家发现效果正好相反，因为对西方的依赖更强了，信息的流动更加不对称了——原来还可以用自己很有限的媒体力量来对抗，结果用了人家的广播设备，用了人家的工程师，用了人家的一整套专家系统，更没话说了。这个计划最终实际上是失败的。

这是西方的第一波反攻。接下来事情就愈演愈烈。

大家知道所谓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大约就是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到了80年代初期，随着里根、撒切尔的上台，整个西方的一次右翼大反攻就开始了。这一次反攻包括了对南方和东方自60年代中期开始十几年来针对媒体帝国主义的左翼的进攻。大约是在那个时期，西方21个国家在法国召开了一个关于媒介的会议，这次会议发表的宣言宣告了西方大反攻的开始。

他们提出媒介的自由是基本人权之一，完全修改了当初南方国家和东方国家提出的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是基本人权这一概念。南方国家提出的基本人权立足在世界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获得各种信息的基本权利，但是在法国的这次会议上，西方国家提的是媒介权利，而实际上只有西方那些已经在历史上形成垄断性的全球大媒体具有相应的权利，这样一来，就把整个方向扭转了。

到了1983年，美国政府开始公开攻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破坏媒介自由、破坏言论自由。那时候美国官方，从副总统布什到国务院发言人再到国务卿，都开始对教科文组织发起连续攻击。到了1984年，美国、英国就正式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随着美国和英国的退出，实际上世界左翼力量针对西方媒体自由主义的这一场进攻，基本就失败了。从那个时期之后，西方关于言论自由、媒介自由的论调开始甚嚣尘上。

因为我们中国70年代末才开始改革开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希望与国际接轨，和西方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所以在这么一个格局里，中国没有参与到这一轮博弈中。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中国发现西方媒体双重标准，然而其实我们后来使用的很多话语，在50多年前都已经在国际论坛上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