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几条共同原则指导下的撤出行动，总体上是成功的。随着冷战开始，两极世界格局形成，作为一个二等国家的英国却仍然还能保持一个世界大国的影响力，与大英帝国这一“成功”的衰落过程有很大关系。从实力的角度看，这个过程本质上也正是从“硬实力”向“软实力”过渡、从政治-军事实力向金融-舆论实力过渡的过程。

英联邦成员国数量在二战后的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过程。在战后工党政府和保守党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本来只包括英国及其几个白人自治领的英联邦，在1949年接受了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到1965年扩大到了21个国家，接下来的10年又有10个国家加入，最大时成了一个包括了54个独立主权国家或属地的国家联合体。

归纳一下，大英帝国衰落过程给今日世界留下的历史借鉴有三：第一、衰落的主因不是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是其他西方强权的竞争包括美帝国的崛起；第二、衰落的过程不是仓皇的、崩溃的，而是体面的、有序的、预留了未来利益的；第三、衰落的结果不是实力的全面下降，而是实力的转换，过去的政治-军事实力转换成了金融-舆论实力，旧式帝国主义变身成了新式帝国主义。

第二次中东战争 图自维基百科

美帝国的特殊之处

1956年的“苏伊士时刻”被认为是美帝国作为“未来的强国”接手全球事务、大英帝国以“过去的帝国”身份退居为二等国家的那个转折点。

但是，美帝国却不是另一个大英帝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作为大英帝国的对立面而崛起为新时代帝国的。

二战后期，表面上看美国和英国作为盟国并肩作战，但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的内心却对大英帝国的帝国主义行径深恶痛绝，他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称为“地狱之洞”，并坚信“殖民体系就意味着战争”。他批评丘吉尔“你的血液里有400年的征服欲”，批评英国人“会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土地据为己有，哪怕只是一块石头或一颗沙粒。”1941年8月签订的《大西洋宪章》第三条“他们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他们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针对的就是签约者之一，因为这个主张实际上排除了战后继续保持帝国这种形式的可能性。而两年后美国的《民族独立宣言》草案表述得更为明显，一位英国官员因此而哀叹，“它的整个主旨就是期盼大英帝国最终分崩离析”。

这正是美帝国的理想主义的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第一次大规模介入世界事务，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十四点纲要”，让老欧洲那一群习惯了利益妥协、列强博弈甚至秘密外交的旧式政治家们瞠目结舌，称他为“伟大的傻瓜”。

但这就是美帝国区别于大英帝国的最根本之处。正如亨利·基辛格所分析的，“美国的领袖总把自身的理想视为理所当然，很少认清这些价值对旁人而言是多么离经叛道。”“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

自美国崛起为世界帝国之后，它就长期处在这种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中，并形成了单边主义的外交风格。正是因为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美国才常常会到地球的另一端定义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妥协和均衡很晚才被写入美国人的国际政治字典中。但是，基辛格认为，“这些观念显然既非全然成功，也非全然失败。二十世纪许多最佳的外交行动，可以追本溯源到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例如，马歇尔计划、勇敢承诺遏制共产主义、保卫西欧的自由，甚至命运曲折的国际联盟，以及日后取代国联的联合国等等都是。”

基辛格基本上是对的，在强调美帝国与旧式的西方帝国之间的区别并解释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帝国特殊的外交政策风格这一点上，无出其右。但是1997年出版的《大外交》一书中提供的这一分析框架，看起来无法应用到21世纪。从小布什推行的“先发制人”的“布什主义”，到奥巴马八年无所作为的“改变”，再到自2016年至今以“美国优先”为旗帜的“特朗普运动”，显然越来越不像是基辛格能够轻松且优雅地描述和说明的那个美国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双重性这个解释理论，完全过时了。

美帝国的特殊性，在20世纪的100年里是一种，在21世纪的这20年里又是一种。

特朗普的上台是对理想主义的扬弃和对现实主义的回归吗？肯定不是那么简单。到目前为止，基辛格似乎还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位特殊人物，他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他有很大的机会成为一位“美国历史上最瞩目的总统”，因为“他的特质与理论上的美国总统非常不同”。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个进入21世纪之后变得越来越面目全非的美帝国呢？是否仍然还是那个离经叛道、一厢情愿的帝国，无非是更加离经叛道、一厢情愿了一些，需要世界对它再次重新认识、重新接受？抑或是另一个可能：它的离经叛道路线终于走入了绝境，开始以它特有的方式重蹈帝国衰落的覆辙？

为了看清楚这一点，不妨先回顾一下小布什时期的美国和英国这对盟友原本可能走出了另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曾被有的评论家称之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它以积极采取行动致力于建构“全球化的政治”、“建立世界新秩序”、打击国际上的“黑帮集团”和“流氓政权”、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良好的治理体系为目标。正如其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的某次演讲中所宣称的：不仅仅是惩治犯罪的正义，还有为世界各国人民……饥饿的、悲惨的、无依无靠的、无知的、从北非沙漠到加沙贫民窟，再到阿富汗的山区，生活在肮脏和匮乏中的人们……带来民主和自由的正义，这种正义同等宝贵：它们同样是我们的事业。

这些话今天听起来已经恍如隔世了。很显然，如果将今天的特朗普和约翰逊这一领导人组合与当年的小布什和布莱尔这一领导人组合作对照，那么前者代表的路线恰恰是对后者代表的那条路线的反动和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