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以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为例。众所周知，今天的美国是一个由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国家，建国不过才240多年，原住民被灭绝了，所有移民的古代祖先都在这片土地之外。在人类文明史的大尺度上看，这就是一个不久前从其它大陆迁徙过来刚刚才定居下来的游居社会。

除美国外，新世界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莫不是如此，包括拉丁美洲这个由欧洲移民与原住民混杂而成的社会，作为国家的历史，最早也早不过大航海时代的开始，都是欧洲社会大迁徙的产物。

大航海时代制造出最近的一批游居社会，那么，往前推到大航海之前，那个欧洲社会是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定居社会呢？历史见证，并不是。大航海时代这一次大规模移民潮，实际上是此前500年发生的十字军东征那一次大规模移民潮的继续，都是被同一个永恒的动机——寻找东方的财富——刺激起来的。

那么再往前推，十字军东征之前的欧洲社会是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定居社会呢？历史见证，也不是。十字军东征的主体是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各个基督教国家，他们并不是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而是此前500年发生的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大规模移民潮的后代，祖先都来自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那一片巨大的日耳曼森林中的蛮族世界。

再往前推就没必要了，无论是纸上文献还是地下文物，都证明那里一直是被文明之光遗忘的黑暗角落。

罗马帝国覆灭是公元5世纪的事，从日耳曼森林里冲出来的那一群蛮族，首先鹊巢鸠占了欧洲，500年后鹊巢鸠占了东地中海世界，又500年后鹊巢鸠占了世界海洋和所有新大陆。可以说，这一文明在最近的1500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游居”，而且是通过抢占异族土地、掠夺异域财富的形式扩张自身，本质上就是一种“游盗文明”，属于游居文明中最凶狠的一种类型。

游居文明的集体行动特性

定居是固定的，游居是运动的。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对秩序的重视；而游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则决定了对运动的重视。在大多数情况下，定居社会一旦没有了秩序就难免要发生崩溃，游居社会一旦失去了运动也难免要发生崩溃。

为什么会有这个根本区别？用今人的理论来看，不过就是由于资源的约束。在定居社会，因为生存空间是固定的，生存资源总量有限，生产和分配都必须在严格的秩序下进行。荀子所发现的“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这个规律是个铁律，一争一乱，生产秩序被破坏，生产力下降，一切都完。

但是在游居社会里就不一定了，因为游居社会的生存空间不是固定的，生存资源可以通过抢劫、勒索等方式从外部社会获得，所以争并不一定乱自己，很有可能是乱别人，反而大有好处。

正是从这里开始，定居社会和游居社会有了文明路径的分岔。前者为了消除纷争、寻求安定，先王制礼义，偃武修文，确立内部秩序，文明沿着“定”的路径演化，乱了之后又回到治，一治一乱，曲折发展。而后者为了扩大群体，增强力量，必须尚武抑文，“人不弛弓，马不解勒”，文明沿着“争”的路径演化，内部争，外部争，在竞争中获得发展。据此，前者可以称之为秩序主义，后者可以称之为运动主义。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定居文明和秩序主义正是在与北方草原游居文明的运动主义互为他者的博弈中发展起来的。《史记》载黄帝“北逐薰鬻”，薰鬻即獯粥，或荤粥，尧时曰獯粥，周曰猃狁，后世唤做匈奴。匈奴“侵盗暴虐中国”之事，时间长达七个世纪，伴随着中华定居农耕文明早期的艰难成长。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礼义。……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

如此之习俗、惯例和道德，从定居文明的角度看，与自身的那一套正好相反。

为什么是“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而不是“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因为整个部落随时要快速移动，随时要“习战攻以侵伐”，根本顾不上照顾老幼。或者从演化论的角度看，那些试图要追求尊老爱幼道德标准的游居部落，早已在大草原上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了。

为什么是“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礼义”？而不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因为整个部落要想通过掠夺他人而获利，就必须靠纯粹战术意义上的进攻和撤退，根本顾不上讲究礼仪。同理，那些试图要在战争中学习实践“宋襄之仁”的游居部落，也早就亡国灭种了。

草原上骑马民族的游牧社会是如此，海洋上海上民族的游盗社会也是如此，甚至更是如此，总之都是游居文明，不是定居文明，都是运动主义的，不是秩序主义的。

如此来看，也就不难理解当下的形势了。表面上看，世界各国都是包括了政府、土地和人民的主权国家，但就其文明本质而言其实大不相同。对于那些继承和保持了最深厚游居文明传统的国家，在疫情冲击之下，政府和人民都表现出一种宁可在自由奔放的生活中染病，也不要在严格约束的规则中苟安的倾向，并不奇怪，因为这就是这种文明的天性。

在疫情冲击之下，整个社会重新回归“贵壮健，贱老弱”的道德准则，选择牺牲老年人拯救年轻人，甚至牺牲老年人拯救国家经济，也都不奇怪，因为这也是这种文明的天性。

在疫情冲击之下，社会顶层的财富精英通过“无限量QE”率先保护他们自己集团的经济世界，捍卫自己集团的财富所得，哪怕外部世界洪水滔天也与己无关，更不奇怪，同样是这种文明的天性。

其内在逻辑也不复杂：千百年的文明演化就是这样进行的，集体染病就让它染病，人口损失就让它损失，但经济还要保持正常的循环，精英社会还要保持完整，只要运动主义的能量还保持着，这个文明就还将继续强大。

如前所述，运动主义和秩序主义都是从世界本原引申出来的最根本性的主义，也都成功支撑了数千年的文明演进，各自内在逻辑的高下和胜负，都还没有定论。

一场全球疫情，让不同文明再次暴露出各自的天性，也都通过各自不同的天性在抗击疫情的应对模式中各显神通。这让近年来越来越热的文明理论有了现实例证。

最近几天很多学者都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东亚国家和地区整体上对于疫情的控制更好？而欧美发达国家反而表现得像是“失败国家”？从国家理论深入到文明理论当中，其实不难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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