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前一篇《全球抗疫“政治曲线”中的文明因素》，强调了这一次中国以总体战、阻击战的应对方式抗击疫情，背后有中华文明独特天性的因素。

文章认为，中华文明最大的独特性在于它在同一片原居土地长达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定居。正是因为连续不断的定居，这个文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园并保存人口，而不是像其它游居文明那样在连续不断的迁徙中鹊巢鸠占他人土地，劫掠抢夺他人财富。

所以，这个唯一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唯一能够发展出世界上最大原住民群体的文明，必定天然具有通过高水平的集体行动团结一致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包括抵御外敌入侵和对抗瘟疫流行。

此观点似乎带有这样的含义：其他文明不具有这种独特天性以及相应的独特能力。不幸的是，事实很可能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新冠肺炎已经发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大流行，而且疫情中心也从中国转移到了欧洲和美国，即西方文明的所在地区，正好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文明到底是如何应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大瘟疫的？在应对过程中这个文明又显现出哪些根深蒂固的天性？

从疫情开始暴发一路发展到现在，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出现了很多令中国人难以理解甚至感到震惊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如疫情已经出现之后，民间的大型聚集活动像马拉松、狂欢节、宗教活动等照常进行，尽管专家和政府都发出了警告，但民众我行我素毫不在意。

再例如，政府方面对中国的疫情发展和政府措施似乎视而不见，提前一个多月的预警时间、震天响的警告哨声完全不起作用，应检尽检、应收尽收、人人戴口罩、全面社会隔离等措施，并不及时仿效；直到意大利转眼间成了第二个湖北省，病死率冲到了7%以上，英国、德国和瑞典等国竟然还决定以“群体免疫”的“躺倒政策”应对，似乎准备欣然接受百万级的欧洲人口损失。

再例如欧洲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在确诊人数开始挤兑医疗资源时，就很快出现了牺牲老年人的“选择性治疗”情况；而美国更过分，只是刚刚出现经济停摆的征兆，就立即出现了牺牲老年人的声音，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公开表示，为了避免美国经济发生崩溃，老年人群体应该自己照顾自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老年人很愿意以牺牲自己做交换。

视频/观察者网 张逸清

在此之外，还有美联储以抗击疫情名义实施的“无限量QE”，包括开放式的资产购买，将自身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直接换成了“最后购买人”角色，通过狂印美元托底股市、托底破产企业。这个极端举措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美联储作为全球“央行的央行”突然放出来无限量的美元任其泛滥，到底是要干什么？

以上种种，大都超出了普通中国人的常识理解。反观中国这里，政府不让摘口罩，全国人民就这么戴着，很多省早已“清零”多日，但也陪着一起执行规定。政府说有序复工复产复市，谁也没有自行其是，包括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宁肯忍受着每日累积的成本损失，也一切行动听指挥。至于老年人，即使是在武汉疫情最严重、医疗资源挤兑已经发生的那些日子里，是否牺牲掉老年人这个问题也从未出现。确切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根本是一个想都不能去想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决定着两者之间这么大的反差？其实还是前一篇文章中的观点，既然从政府到民众都表现出巨大反差，那么答案就不能仅在政治制度上寻找，还是要深入到文明的因素当中。

如果说欧美的“群体免疫”和“牺牲老年人”体现的是一个社会哪怕只是为了一个并不确定的未来，就可以先牺牲掉本社会弱势群体这一丛林社会逻辑，那么，中国的全民听指挥、不以部分利益干扰全局、整个社会在统一调度之下有序运转，体现的就是一个社会一旦看到可以确定的未来后，全民就会采取步调高度一致的集体行动这一文明社会逻辑。

疫情开始暴发时，一声令下全国人人戴口罩，疫情开始缓解时，全国分区有序摘口罩。不要小看了这一现象，其中反映出来的集体行动水平和背后强大的文明逻辑，足以令人震惊！

游居文明与定居文明之不同

与中华定居文明相对的，是可以笼统称之为“游居文明”的另一大类文明。

在我去年的新书《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中，特别澄清了一个问题，即英文中与Sedentism或Sedentariness相对的Nomad不应翻译成“游牧”，而应该翻译成“游居”，与中文“定居”一词相对。

在人类学和考古学意义上，定居的定义，可以指一种状态，即“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群体居住的生活方式”；也可指一个过程，即“从游居社会向永久留在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过渡”。而Nomad这个词本来的定义是指所有“没有固定居住地的人群社团”，并不专指游牧社会，也指沿贸易路线游走的商队或过着流浪生活的吉普赛手艺人等，广义上就是指所有非定居的人群，所以应该是中文的“游居”。

这个分辨，非常有助于理解中华定居农耕文明之外的其他非定居文明。因为如果追溯人类历史的演进，早期人类社会都是游居的，定居才是个别的异常状态。这就意味着，从最初那些四处迁徙、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游团（Band），到草原上那些骑马的游牧民族，或者海洋上那些乘船的海上民族，或者干旱地带那些从事长途贸易的游商民族，或者森林地带那些通过大迁徙强占他人土地的游击民族、游盗民族，这个长达数千年的发展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一条连续不断的主线，就是所谓的游居文明。其主要的特征就是游动，文明在不断的游动中演进与发展。

显然，这些不同类型的游居文明与中华定居文明——这种很早就开始成片地定居下来、通过在原居地大规模治水和农业革命率先转入农耕生产生活方式、连续数千年固守在原居地上发展出的定居文明，互为鲜明对立的他者文明。

之所以游居文明与定居文明的划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只在历史学家的圈子里讨论，并未进入现代国际关系领域成为一种概念工具，是因为人类社会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由于新世界殖民的完成、主权国家的先后建立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绝大部分曾经的游居社会都纷纷转成了定居社会，不再四处迁徙了，表面上似乎看不出定居文明与游居文明之间的差别了。

《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中写道：

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定居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的主流，游居社会的数量和总体人口规模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大大超过定居社会；人类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都转为定居、进入城市、成为国家的国民，是很晚近的变化。实际上，直到今天，世界上仍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游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