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差提取的“三农”剩余

忘不了本，才有未来。中国工业化怎么来的？

据统计，随着农民收入增加，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总额从1950年的7.3万元增加到1952年的14.1万元，增长91.15%，比农民购买力增长速度高出11个百分点。

我们1949年出生的一批孩子，很多取名为铁犁。建国初期城市中刚有所恢复的民族工业，参照苏联通过马拉步犁提高农业装备系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先进耕作方式，生产出了“双轮双铧犁”。随即就有个“铁犁”下不了乡的故事，可以说明城乡二元结构客观上存在的对立性矛盾。

这种犁有两个犁铧、两个轮子，拉力比木犁增加一倍，可以同时犁出互相平行的两条，并且比一般犁沟垄犁得更深。相对于当时农民普遍使用的木犁，它被老百姓俗称为“铁犁”。其成本仅29元，而销价为39元（1955年后新币值）。

这在城市，应该是自主性的民族工业开始有了支农产品的大事。很多报纸大力宣传，很多进城干部都激动地给自己那年出世的孩子起名叫“铁犁”，无论男女。

但在农村，无论政府怎样宣传动员，却很少有农民购买。

因为土改之后全面恢复的传统小农经济，仍然是一种“资本浅化”的经济类型：一是村里的木匠打个架子，铁匠打个型铧，套个牲口就可以耕田了，并不需要再去购买一个“铁犁”；二是长期以来，村社内部包括工商业在内的多种经营并不走现金交易，因而村民没有购买城市工业品的习惯。

后来，这种双轮双铧犁还是靠“组织分配”半强制地下到农村的，但已经是农村开展合作化运动以后的事情了。

不过，由于这种“一刀切”的命令式做法没法考虑农村千差万别的地质地貌特征，确有一些地方显著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有很多地方分下来的“铁犁”因难以适应当地农地和牲畜条件而被置弃一隅。这个农村合作化之后的“铁犁”尾声也表明，正是有了农民合作体系的建设，才可以承接城市工业品下乡。

1956年形成了以乡为单位的集体化之后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形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之间的剪刀差，国家用剪刀差的方式提取了大约七千多亿的农业剩余，到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的时候，我们的国有工业的固定资产总量只有九千多亿，所以有人说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老农民创造的，是农业剩余提取进了城，变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不是凭空产生的。

越是加强剪刀差，农村可供分配的就越少，到60年代我全家都下乡插队的时候，我们一个直白的感受就是，集体能够分配的只是总产量中的一少部分，相当大部分在我们分之前国家已经拿走了，为什么说社员没有劳动积极性，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大锅饭，而是我们的大锅饭给农民留下的少，国家提取走的多。

很多人以为是农村集体化搞得不好，其实是城市工业化只能用农村集体化的方式提取积累。要明白，国家资本早期的原始积累和中期的逐步壮大是和这一系列历史的重大事件直接结合的，我们基本上是个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实事求是的政策体系。

今天所做的一切，应该说是一个历史延续的演变过程，从来没有中断。

在这些问题上，国家资本壮大和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资本和分散小农之间的矛盾，都是我们在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克服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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