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温铁军 董筱丹 罗士轩】

“臣以险衅，夙遭闵凶”，这是西晋李密《陈情表》中的第一句，描述我国在1949年建国之初所遭危机也是恰当的。

1949年，靠“农村包围城市”接手大城市的新政权，一方面要面对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私人资本绝大多数囤积居奇的投机风潮；另一方面，在城市经济不可能短期恢复的情况下，所有文教卫及公交警物等都需要现金开支，却不可能把发动农民革命参军和支前的低成本治理的方式照搬到城市。于是，新政权只能以赤字财政维持城市的基本运转，而在没有黄金或硬通货储备的条件下，也只能大量增发货币弥补赤字。

如此，按照现代经济规律演化出的不可逆结果就是通胀恶化，直接威胁新政权的生存。这也是很多下层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根植于城市的政权旋即失败的主要教训，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屡见不鲜……

今天，我们有如此全面的制造业体系和当年的一穷二白之间，有着强烈的对比关系。中国的工业化到底是怎么起来的？建国初的危机对中国制造业有着怎样的“催产婆”作用？第一代领导集体如何治理建国初期发生的赤字和通胀互相恶化的危机？以及如何扭转通胀压力下城市经济符合市场规律的“脱实向虚”？如何应对城乡二元结构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自觉抵制工业品下乡导致工业化难以推进的矛盾……

这一切，对当今困境化解也很有借鉴意义。

“国初经济危机”

我们是从清末开始，就通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引进消化吸收”等，进入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但是每一步，都跌跌撞撞，很难成功。

1929年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直接影响后起国家，日本就是这场危机中受影响比较严重的国家，进而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战争。

而这个期间，正好是民国政府在二三十年代完成形式上的国家统一，进入工业化叠加城市化的高增长时期，又因为中国不可能向外获得任何剩余来形成本国资本积累，只能对内。

所谓对内，主要是城市工业从农业提取剩余。

农业产出本来就低，如果过量剩余被城市工业提取，会导致乡村衰败，小农破产。国内以农民为主体的阶级革命，随之风起云涌，内忧外患之际，使得国民政府在三十年代开始兴起的“民国黄金十年”遭遇到了难以改变的危机。

那时候的那几代人，无论如何努力，客观上都没有条件改变这场内生性危机。

同时，由于民国政权相对稳定后于1935年到1936年改行纸币制，放弃原有用白银做货币的同时，却因美国白银提价而出现白银外流，遂从1936年开始逐渐陷入通货膨胀危机。

纸币是靠政府政治强权赋权的纸介信用，民国称为法币（一个国家的法定货币，指的是1935年至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的流通货币名称），一般来说，国家政治强权的权力有多大，向纸币系统做信用赋权的能力就有多大。但因为战争需要增加军费开支等，法币从发行之初，就不是硬货币，随着财政不断赤字，政府就得增发货币弥补，这个基本矛盾无法改观。

国民政府1948年有个深化改革，在美国人从来坚持的“美国第一主义”的善意帮助下进行的——政府借入4800万“美金”作为“金圆券”货币发行依据，这就实质性地改掉了原来法币制的“名义”主权货币体系。

但是，这种半殖民地性质的外汇本位的货币体系仅4个月就崩溃了，民国长期通胀随之恶化，使军费占比达80%以上的高赤字财政不可能再维持，现代金融与现代财政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军事上的失败。共产党靠小米加步枪的一个连队，能够让上万国民党士兵交枪，除了革命军人神勇之外，还因为国民政府确实没“真钱”给军队发饷了。

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土地革命时期主要靠发动农民群众参加土改来支援解放战争，农村根据地没有条件构建现代化的财政金融来支付农民做出的巨大贡献。解放军从村里取走多少小米、军鞋、门板（担架），打个借条就可以了。当年战争时期给农民打的借条，直到2007年还有兑现。那时，农村没有现代财政金融，却能够靠低成本的传统农村包围高成本的现代城市取得革命胜利。

但是，共产党刚一打进大城市，就立即遭遇到和国民政府一样的现代化困境——必须每天都要有财政开支才能维护城市管理，民国军队被打垮了可以遣散回家不增加开支，但是城市中的工商管理、教育医疗、街道卫生、警察治安……全部要靠现代财政才能维持。

由此，势所必然地发生所谓“国初经济危机”。

1949年，新政权首先遭遇的是接管大城市的严重财政赤字，虽然比国民政府时期低大约10%，但赤字率仍高达70%左右。新政权为了保证财政开支，也只能增发货币。但国民党在离开大陆的时候把国库的黄金和外汇全部带走了，按照教科书理论，这样发出的货币只能是“毛票子”。

1949年5月30日，《解放日报》报道大批粮、煤运抵上海（图片来自东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