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中国面临现在这个新冷战，您提到的三种战略，如何与其它国家联系起来，尤其是在全球非主要国家都面临这种危机的情况下？重新回归农村的战略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在农村的状况，尤其是在亚洲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是有不同的特征的，在乡村建设的区域的经验交流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农村到底能为城市做什么，尤其是在金融领域，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策略呢？

温铁军：第三个问题刚才已经说了。前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是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个共同的内涵，就是生态化。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发生了非常多的严重的气候事件，无论是气候暖化所带来的的各种各样的灾变，洪水、干旱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个是比我说的新冷战更为深远的、更有历史性的挑战，是人类按照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过度的向大自然索取，破坏了生态环境所造成的这种生存危机。所以当中国开始强调向生态文明做战略转型的时候，这其实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一个贡献，如果像中国这种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且也是制造业最大，金融总量最大之一，同时也是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假如中国能够渐进的实现生态文明的战略转型，那就对于世界来说，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因此，我希望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关注中国在生态文明转型中的各种经验和教训，关注中国的各种政策。这一点，应该说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能感兴趣。当然，如果已经纳入了美国为首的新冷战阵营，对这些可能毫不关心了。但这才是人类社会应该共同去努力的方向，所以我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无论我们遇到的挑战怎么应对，都应该仅仅围绕生态文明转型。生态文明转型要求两型经济，那就是所谓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最终朝向一个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次南南论坛在香港召开的时候，我们就明确提出了三个原则：

第一个就叫做资源的在地化主权，当时提出叫做sovereignty，本地的原住民应该对本地的资源环境有主权，自主开发，自主发展。第二个我们叫做solidarity，各种社会力量应该去实现联合，才能有一个稳固的社会基础。第三个，我们当时还在说，只有前两个实现了，才有第三个，即大家有一个可持续的安全基础Sustainability。这样一个“3S”的原则体系，应该是我们跟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分享的基本原则。按照这三个原则，才有自主的发展，才有可持续，才有包容性。

第二个问题，从乡村角度来说，当大的危机发生的时候，乡村尤其是原住民社会的乡村，有着非常丰富的弹性，可以把它叫做“海绵社会”。就像人们在讨论城市如何吸纳降雨时提出的“海绵城市”。从这个感觉上，我们理解乡土社会从来就是个“海绵社会”。我刚才说到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叫做小乱避城，大乱避乡。其实就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种各样的资源环境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恶劣气候变化，往往会出现巨大的冲突。这个时候，城市是保不住的，一般的军事性冲突都会攻城略地，只有乡土社会才是人类生存下去的机会，才是避难地。从中国自己的历史演化过程来说，每当大的战乱爆发的时候，比如大家知道南方有很多所谓客家人，客家人很多就是从北方的城镇，各个家族向南方山区转移，其实也就是逃亡。然后在南方山区再度恢复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生存方式，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

这也充分说明，跟自然资源，跟生态紧密结合的乡土社会，是人们在遭遇危机的时候的避难所。在我们推进新乡村建设的早期，大概距今得有20年左右了。当年就有媒体的朋友问我，说温铁军你这个搞改革的，你怎么会去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派那样，去搞改良了。我回答说，我已经看到了这个社会在激进化的大潮之中必然爆发危机。我现在的做法，无外乎就是这种激进的危机爆发的时候，在乡村社会打造几艘诺亚方舟。尽管这个回答不是很不贴切，但是仍然可以适应于这个国外朋友的问题。乡土社会并不是可以自然而然的就承载危机，一定是要通过建设。我们这个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在这一百多年来延续，就因为这一百多年是中华民族充满着各种严峻考验的历史阶段。

从早期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到自己内部发生分裂，然后形成军阀割据混战，然后逐渐形成民国的统一，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再到进入工业化，整个这一百多年的跌宕起伏，如果没有一批人俯下身子去身体力行的在乡村开展建设，那在遭遇到大危机，这个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乡村也是缺乏承载力的。因为每次的所谓激进工业化高潮，都会加强对乡土社会的剥夺，乡土社会实际上已经在大量的失血，它在衰败之中，它一般是承载不了危机的。往往因为承载不了，它的代价太大，而导致乡土社会率先爆发冲突，演化成各种各样的革命。所以我们现在的乡村建设的这些做法，是看透了这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转向踏踏实实的去开展改良和建设，试图维持住一些尚可达到可持续要求的地方，才能承载得了城市为主体的社会爆发的危机。当人类不能在城市生存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像一块海绵那样吸纳爆发在城里因过度激进的发展主义而形成的危机的代价。

最后第三个问题，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乡土社会的重建，乡村振兴一定是跟国家的金融体系重建紧密结合的。以国家主权能够控制的空间生态资源的开发，用这个资源来支撑发债，债也是资产，只要把资源变成可交易的资产，这个债就是有基础的。用村集体的公司来发债，县作为融资来吸纳增量货币，然后村的债交到县这一级，县这一级把货币转化成对村一级的投资。由此，乡村建设就能够带动整个国家的信用基础，债务和货币这两大信用工具，在乡村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过程中得到稳定的基础。那这个国家的国内大循环才有基础，乡村振兴要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就是乡土社会的生态化发展。

最后希望大家理解，我们试图打造一个新的发展战略，不是那么激进发展主义的，但又不可能完全避开激进发展主义。因为城市已经完全是激进发展主义的主要地区了，所以我们说，它的危机爆发，它的矛盾将会转嫁出来，它的代价将会转嫁出来。我们只有加强了乡土社会的生态化转型，我们才能因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关系，依靠大自然，依靠生态化，来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大危机的挑战。

好了，我回答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