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4月，陈启修发表一篇文章叫《国宪论衡》，其中指出，“Démocratie 的中译近有改为惟民者，意较贴切，然犹恨偏重pour le peuple（民享），而于du peuple（民有）和par le peuple（民治）之义，不能兼含”。因此，他建议把这个词改译成“庶民主义”。

之所以选用“庶民”是因为，“庶者，all之谓也，庶民者，全体之民也”；之所以选用“主义”是因为，，在他看来，“XX主义”是主张，“XX政治”只是对形式的描述而已。显然，陈启修明确表态，他主张“庶民主义”。不仅如此，陈启修进一步指出，从长远来讲，即使西方的代议制也是不值得倡导的东西，早晚“直接的共和制”将替代代议政治。由此可见陈启修的思想在当时比较激进的。陈启修后来也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译者。

李大钊比陈启修小三岁，与他关系十分密切，也在思考如何翻译、引介Democract。1917年8月，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边讲：“‘民主’一语，在常俗用之，亦与‘共和’相混，仿佛皆专指国体之形式也者。为正名之计，莫如以‘共和’一语，专被之于‘不立君之国体’（此处用‘民主’亦可），而别以‘民治主义’译Democracy，以示吾民非仅以得一形式上之共和国体，遂而自足，而更努力以求‘民治主义’之实现与发达”。这时候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六、七年了，大家还是搞不清楚民主和共和的区别，经常混在一起。为厘清概念，李大钊建议用“共和”、“民主”来指称没有君主的政体，另外用“民治主义”来翻译Democracy。

同年9月，有一位在晚清政治变革中起过很大作用的人，名叫孙洪伊，发表两篇长文，“揭橥民治主义为旗帜”。当时，孙洪伊的社会影响力比李大钊大得多，两篇文章被广泛转载。我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李大钊写的。

由于种种原因，前面我介绍的“平民政治”“暴民政治”“惟民主义”“庶民主义”都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使用的频率很低。但是“民治主义”出来以后，不管是梁启超，还是国民党人士（比如邵力子、廖仲恺），还是共产党这方（如恽代英、陈独秀、陈望道、陈启修），都开始用民治主义的提法。

比李大钊稍晚，孙中山也开始使用“民治主义”。如果我们查阅《孙中山全集》的话，“民治”出现的频率比“民主”这个词的频率要高得多。事实上，孙中山后来对三民主义重新解读时，便把以前的“民权”改成叫“民治”。

“民治”出现的频率，1900年-1930年

因此，“民治”很快就变成了国民党方面对Democracy的权威翻法。1946年，国民党制订宪法时，便将“民治”写进了第一条里。如上图所示，1918年以后，“民治”在中国的近代报刊上出现的频率都挺高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

第六位是陈独秀。1919年初，陈独秀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发表文章，明确宣布该刊的宗旨是“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但他并没有对“德先生”的内涵进行解读，真正做出详细解读的是当时北大哲学门的学生谭平山，他发表了长文《“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谭平山后来也是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不过，用音译的方法不便于传播，如下图所示，“德莫（谟）克拉西”高频出现的时间只有短短一两年。

接下来就是毛泽东、李大钊。1919年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在宣言里他就倡导“平民主义”，而且他特别注明“平民主义”指的是“克莫克拉西（Democracy）”，又被译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李大钊在1921年共产党成立以后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影响也很大，叫《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他在其中专门说到了为什么要用“平民主义”代替此前他使用的“民治主义”：““Democracy含有‘民治’（People‘s rule）的意思。演进至于今日，德谟克拉西的涵义，已无复最初Rule之意了。Rule云者，是以一人或一部分为治人者，统治其他的人的意思。一主治，一被治；一统制，一服从。这样的关系，不是纯粹德谟克拉西的关系。现代德谟克拉西的意义，不是对人的统治，乃是对事物的管理或执行”。半年后，李大钊在另一篇文章中强调，“现代平民主义的目的已全不在统治，而在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

1920年四五月份，陈独秀开始筹办组建中国共产党，他校阅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其中陈望道将Democracy翻译为民主主义。

同年9月，《新青年》改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开始在上面发表文章，用民主主义取代了其他的译法。其实，此前，李大钊也曾使用“民主主义”指称Democracy，他在1917年4月16日发表过一篇文章，其标题便是《大战中之民主主义（Democracy）》。中国共产党其他早期党员，包括李达、邓中夏、刘仁静、黄日葵等在共产党成立前后也都开始用“民主主义”来翻译Democracy。

共产党成立以后，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对中国共产党影响非常大，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就正式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并明确提出，“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但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提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民革命”口号来取代“民主革命”。当时，陈独秀写文章称，国民革命实际上就是民主革命，提法变了，但内涵并没有发生变化。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它的宣言也接受了国民革命这个口号，很快变为“全国普遍的口号”。一直到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中国共产党才放弃国民革命的提法，重提“民主革命”或“革命的民主主义”。到20世纪20年代末，民主概念生成，这个词与Democracy连在一起，开始超越了其他各种各样的中文译法，包括“民治”。

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他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新民主主义论》出来以后，一边是一派叫好，另一边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包括从共产党叛党出去的叶青等人写文章专门攻击《新民主主义论》，一攻一守，思想上激烈的交锋，使得“民主主义”这个词深入人心。

所以，如下图所示，到1940年以后，民主就取代了民治，成为通行的概念。

总结一下，在中国，民主概念生成的最大推力不是来自于所谓自由派或其他任何思想流派，包括无政府主义派，而是来自于一大批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影响的中青年思想家，包括朱执信、廖仲恺、邵力子、高一涵、刘伯垂、陈启修、谭平山、陈望道、邓中夏、李达、蔡和森、恽代英、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这些人中很多都变成了中共的首批党员。

因此，我这篇发言的结论很简单，在推动民主概念在中国落地方面，中国共产党厥功至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推手。谢谢各位。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