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一词通常被认为是西方政治的产物，对很多国家或地区而言，是一种舶来品。早年，“民主”一词是如何传入中国，并在中国话语体系内传播、演变，甚至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中得到推广与实践？

在2023年12月23-24日举办的“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六届年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荣休讲座教授王绍光指出，在中国，民主概念生成的最大推力不是来自于所谓的自由派或其他任何思想流派，而是中国共产党。

《湘江评论》创刊号 资料图

王绍光：

不管在今天的世界，还是今天的中国，“民主”都是非常流行的关键词。“民主”是怎样进入中国话语体系的呢？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最大。

根据全国报刊资料关键词频率的统计，“民主”这个词在近代报刊资料中第一次出现是1872年，比“立宪”与“共和”都要早。”立宪”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流行起来，有一段时间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比“共和”这个概念都要高得多。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是什么意思，但更多的人不知道“民主”是什么意思。

“民主”在中文里是一个老词，在《尚书》中至少出现过3次，那时候“民主”指的是“民之主”，即民的主人。到1860年前后，帮助英国人翻译英国史的蒋敦复大概是中国最早对政体划分有一点体会的人。他说：”立国之道，大要有三：一君为政……一民为政……一君民为政。”后来在一封信里面，他又将“民为政”称作“民为主”。此后，一些人将“民为政”、“民为主”缩写成“民政”或者“民主”。此处所谓“民主”是指与“君主”对立的共和制。

19世纪七八十年代，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里开始出现“民主国”“民主之国”这样的表述方法。此后，直到1912年以前，“民主”“民主共和”与”共和民主”经常混用，它们对应都是“立泼勃立克”（Republic），而不是Democracy。

Democracy最早出现中译，是在1822年出版的《马礼逊英华字典》里，当时把这个英文词翻成了“既不可无人统率，亦不可多人乱管”。此后几十年，英汉字典一般都把这个词翻译成“多人乱管、小民弄权”，“众人的国统”“众人的治理”，或者“民政”。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1908年，自幼接受英文教育的“译科进士”颜惠庆，组织上海圣约翰书院和香港皇仁书院的师生，共十几个人，编出了《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其中将Democracy翻译成“民主政体”、“民政”、“庶建”。“庶建”这个译法来自于严复。严复最初将“德谟格拉时”解释为“国民为政之制也……又名公产，又名合众”。后来，他又将其翻译成“庶建”，称“庶建乃真民主”。但严复并不喜欢Democracy。

尽管，颜惠庆对Democracy的翻译已接近现在通行的译法，但当时并没有什么人注意它。一直要等到辛亥革命以后，Democracy才开始真正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从1912年起，不断有人试图翻译、引介这个概念，先后出现了“平民政治”、“暴民政治”、“惟民主义”、“庶民主义”、“民治主义”、“德莫（谟）克拉西”、“平民主义”等译法，直到1920前后，才出现“民主主义”的译法，其推手主要是后来的共产党创立者。再过十年，这个译法才被普遍接受。

第一个是章士钊，他以前是一个非常激进的革命党，但是1906年出国留学后，变得没有那么激进了；1912年初从英国回来后，帮国民党编《民立报》，但因理念不合，很快就被踢走了。

章士钊在英国读了一些书，把美国人柏哲士（此人是美国政治学科的创始人）与英国的梅因和戴雪著作中的Democracy翻译成“平民国家”“平民政治”，还说“平民政治，多数政治也”。

当时与梁启超一起编辑《庸言》杂志的吴贯因认同章士钊的理解，同时认定，“苟人民之程度低下，则以多数为政，实足为致乱之源”。据此，他将“平民政治”贬为“众愚政治”、“众乱政治”、“众恶政治”。

章士钊虽然将democracy引入中文世界，但他本人并不主张平民主义，而是主张“以平民之国家而建立贵族之政府”。

1913年春，宋教人遭到暗杀，二次革命将起。梁启超认为当时的国民党是暴民政治，说“暴民政治之祸更胜于洪水猛兽”。二次革命兴起后，袁世凯也发了一个法令，开头第一句就讲到：“暴民政治为国家之大患。”章士钊虽然跟着孙中山到了日本，但他认为革命党建立南京政府，也属于暴民政治、暴民专制。

在这种背景下，朱执信在1914年发表《暴民政治者何》，认为将柏拉图的“地莫克拉底（Democracy）”称之为“暴民政治”也未尝不可。他说“暴民者，一般人民之暴，非少数人之暴”“革命者皆暴民，虽曰为暴，罪不在民”。他认为多数人统治的暴民政治肯定比少数人统治的寡头政治要好，更不要说像袁世凯那样一个人统治的僭主政治了。

朱执信很早便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05年就节译了《共产党宣言》，是中国最早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人之一。

1915年5月底，曾经在日本留学6年的张东荪在章士钊编辑的《甲寅》月刊上发表了《行政与政治》，其中提到“近世国家、新式政治，得一言以蔽之曰：‘惟民主义也’”，他把Democracy翻译成了“惟民主义”。这个译法很快就被当时也跟着章士钊一起编《甲寅》的撰稿人采用，比如说陈独秀、高一涵、李大钊，这些人后来都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后来还有一位是陈独秀的好朋友，叫刘伯垂，与董必武都是湖北共产党建立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19年还办了一个刊物《惟民》，鼓吹“德谟克拉西（Democracy）”。

但是张东荪本人很快就放弃了”惟民主义“，改称“庸众主义”，赞成贤人政治、贵族统治。

接下来的一个人物虽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写得很少，但我觉得很重要。此人叫陈启修，精通法语，在日本留学十多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专业，1917年受聘北大，成为法科教授，还有一段时间担任政治系主任。但很可惜，解放以后大家都不知道陈启修，因为他后来把名字改成叫陈豹隐。建国后，经济学界只有两个一级教授，一个是北大的陈岱孙，一个就是陈豹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