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时还有很多的西方政客，明明知道有这件事，还声称是“黄种人的病”。日本的财长透露，开七国财长会议的时候，意大利财长说：“这种病是你们黄种人的病，不是我们欧洲人的病。”纽约州长也在会上讲，当时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这个病毒只攻击亚裔的免疫系统，不攻击白种人。因此，2月、3月几乎都被他们浪费掉了。

到了4月，可以说已经进入了“高度确定性”的状态。中国的疫情已经控制住，并且武汉都解封了。但是中国大陆以外的病例数快速上升，从不到100万快速上升到300万以上。此时，世界开始震动。斯洛文尼亚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齐泽克，他出了一本小说叫《Pandemic》，就是《恐慌》，称这一次新冠疫情是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击五雷摧心掌，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意孤行，是时候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了。疫情到了4月份时，已经严重地冲击到了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

我们现在回头看整个发展势态，从去年12月底到今年8月份，中国这条曲线跟整个世界确诊人数比例比的话，几乎贴在横轴上。在总数里边，几乎已经可以忽略不记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面临“深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打了一场遭遇战，接着是阻击战和总体战，最后使这件事情得到控制。而其它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暴露出了大量的问题，浪费掉了大量时间。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有很多，尤其想不到的是损失之大，甚至可能比一场战争造成的损失还要大。以死亡人数为例，现在美国已经死了大概17万多人。

这个数字远高于越战。越战一共死了58000多人，朝鲜战争死了54000多人，这两场战争美国人死了11万多人，但现在这一次疫情已经造成了17万多人死亡，且数量还在上升。当然，现在这个数字还低于二战的死亡人数40万，和美国内战的70万人，但是已经很高了。全球其它地方也死了很多人。

此外，疫情也摧毁了经济。非典以后，有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损失进行过测算，基本上同意了那次的损失大概是千亿级，已经非常大了。但是这一次的损失可能是十万亿级不到一点，比之前还要大。尽管我们今年很可能继续保持一个经济的正增长，但是跟去年6%的增长要低很多。每低一个百分点，都是很多亿的经济损失。

其它国家的情况更糟，欧盟预计今年GDP会下降7.4%。我刚刚看到穆迪的预测，说整个发达经济体今年可能会下降6.5%以上。所以这次疫情对经济的打击，可能是一场战争都达不到的。

疫情防控，从中外比较来看，恐怕很多结果也是想不到的。比如台湾现在老在外边吹嘘他们做得很好。2400万人到现在确诊不到500人，死了7个人，确实做得很好，但他们把自己吹得太过分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们，让他们跟福建省比一比。福建省4000万人，是他们人口的几乎一倍，但人家整个省确诊只有376例，死亡只有一例。我所在的香港有700多万人，现在确诊4700多人，死了81例。深圳人口比香港多50%以上，但那里确诊一共才423人，死了3个人。新加坡开始是做得不错的，但现在已经有56000多人确诊，死了27个人，而整个苏州市人口几乎是新加坡的两倍，才确诊了87个人，一个人没死。武汉市要比纽约市做得好，湖北省比纽约州做得好。中国的河南、安徽、江西、湖南这些省份和他们人口大致相同的国家比较起来，比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要好太多太多了。我就不去细讲了。

如果我们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的话，恐怕也有些想不到的东西。现在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五个，中国大陆、越南、老挝、古巴、再加上朝鲜。朝鲜比较独特，还没有数据公开，所以我们就把它排除在外。这四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有15亿多人，但确诊人数到8月27日为止，一共才94599例，死亡人数一共4835人。至于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我就以OECD，就是经济发展合作组织为例。现在37个成员国的人口总共是12.9亿人，比我刚才讲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要少一些。但是，它的确诊人数是1003万人，死亡人数是46.8万人。

因此，通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反差。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反差，就是非洲和欧盟国家。非洲国家人口也不少，加起来有13.4亿人，现在确诊人数也不少了，121万人，死亡28000多人。但是欧盟国家人口不到非洲国家的一半，确诊人数是212万人，将近是非洲国家的一倍，死亡人数是18万多人，也比非洲国家要多得多。因此，如果你事先仅仅分析哪个国家防范疫情的能力强，你可能想象不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武汉封城的时候，德国的《明镜周刊》出了一个专刊，里面有一篇中国人写的文章。这个人已经在这个周刊工作了五年，说要治这次疫情，既不是靠西医的疫苗，也不是靠中医的草药，而要靠自由和民主。当时大家觉得这个不靠谱，但是西方人觉得是靠谱的，要不然不会嘲笑中国。

现在来看就更不靠谱了，西方的政客，尤其像美国特朗普那样的政客，都是卸责的，每次都说自己做得非常好。美国已经死了17万多人，他们还觉得做得非常好，要不然的话会死更多。我们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他们就是这么做的，这就是自由民主？

还有一样东西，中国人可能也想不通，就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抗疫是非常糟糕的。美国的PEW调查中心问美国人，这几个国家和组织：韩国、德国、英国、美国、WHO、意大利和中国，哪些做得比较好，哪些做得不好。大概50%多的人说美国做得不好，但认为中国做得不好的人更多一些。有37%的人觉得中国做得非常糟糕，26%的人认为做得一般。而84%的人觉得中国的情况，包括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都是完全不可信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媒体的洗脑功效是非常强大的。民众不相信数字，只相信自由民主会比较好，媒体有言论自由的地方会比较好，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这是我讲的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我讲一讲疫情带来的一些后续事件。比如说，这次疫情爆发以后，国际经济可能会有洗牌。由于各国受影响程度不一样，经济力量的对比可能会发生变化。同时，疫情也揭示了我第三部分讲的，就是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对抗疫的作用可能是不一样的。大家也会进行一些思考。所以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力量的对比也可能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带来很多很深刻的一些问题。对此，专家们成天在辩论，我就不发表议论了。现在有人想出了个词叫“慢全球化”。就是全球化在80年代以后开始加速，但现在可能会减缓。

其实去年有一个报告已经发现，按数字算的话，全球化的指数已经开始回落。疫情发生后，全球化还会继续，但是速度会慢下来。这是比较好的一种可能性。

也有人说可能会再全球化，就是这一波的全球化不全面，很多地方需要改善，所以需要再来一次，在别的地方进行补漏、补缺，英文叫Reglobalization。还有一种可能叫去全球化，叫Deglobalization，就是全球化出现退潮。跟这个议题相关的，我们用一个词叫脱钩decoupling。有些人讲可能会出现新的铁幕，出现新的冷战，这都是去全球化的表现，就是我跟你不一起玩儿了，我不带你玩儿了，这是西方的那种心态。

到底哪一种可能性会出现？说实在的，现在大家都在猜。但是不确定性在增加，很多不确定性是“深度的不确定性”。最近几年，国外的一些学者对这方面有一些研究。由于是深度不确定的，想拿出一套成体系的方案来应对，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会问“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应对？”西方有一个谚语叫做“我们无法引导风向，但是我们可以调整风帆。”就是说海上航行时，我们不知道风会往哪里刮，我们能做的只是按照风向的变化来调整你的风帆，不然的话，就可能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