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缉思、胡然、赵建伟】

过去几周内，美国总统大选风云骤变，引发全球关注。早在春末夏初，各国就已经开始评估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宫的影响，以及现任总统乔·拜登（Joe Biden）连任可能带来的变化。对许多国家而言，这两种可能性预示着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前景和未来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不同角色。

在7月13日至21日的短短九天内，特朗普险遭枪击刺杀，而拜登突然宣布不再寻求连任。这两起事件颠覆了共和、民主两党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的局势，加剧了美国未来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许多国家看到两种背道而驰的走向——如果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当选总统，她将延续拜登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如果特朗普及其竞选搭档J.D.·万斯（J. D. Vance）赢得选举，美国将走上更加孤立主义的道路。

然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情况有些不同。八年前，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了更具对抗性的政策，让许多中国观察家深感疑惑。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再将中国视为贸易伙伴、偶尔称其为对手，而是开始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者，甚至是威胁。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调门有所缓和，但实则强化了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实际上，华盛顿政策圈似乎形成了跨党派共识，认为现在必须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也主张以冷战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

2023年5月26日，拜登和哈里斯穿过白宫西柱廊资料图

在中国观察家看来，美国的两大政党并未就中国问题和全球事务提出不同的政策方案，而是都采纳了近年来美国对华强硬的政策方向，深刻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比两党对华立场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对中国的不同层次的认知分析及其实际政策涵义。大多数中国观察家不期待美国的对华政策会发生重大转变，但他们在努力探究当前美国政策圈中的哪种思路最终可能成为主流。

迎合国内选民

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和舆论管理，很难准确了解中国领导层对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辩论作何感想和回应。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大致了解中国人如何判断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辩论背后的驱动力。首先，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通常是其国内政治的直接反映。这种现象在美国尤其明显，美国国内的重大辩论很容易扩展到外交事务。美国国内政治更是影响了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制定。

因此，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和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主张，都生动展示了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之间的紧密联系。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高度极化的政治环境塑造了其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美国优先”原则主要是为了回应美国选民对全球化和移民问题的担忧。政策结果是，特朗普政府提高了贸易壁垒，限制了移民，并减少了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力度，把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拜登政府也明确表示，其外交政策决定旨在符合国内选民的利益，普通美国人的福祉也与国际事务密切相关。因此，拜登的外交政策有与特朗普相似的国内政治考量，它试图重构国内产业政策和国际经济规则，以促进国内利益。很多美国国内议题本身既关乎内政，又涉及外交。源源不断的移民既是美国繁荣的驱动力，又影响其边境安全和对外关系。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要求中国合作来解决其国内的芬太尼危机，中国也予以积极回应。尽管如此，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仍然将从墨西哥流入美国的芬太尼归咎于中国。

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二个特点是对中国的关注日益上升。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武装冲突及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分散了美国的大量精力，中国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关切。在这一关键时刻，许多美国战略家再次呼吁华盛顿加快重返亚洲的步伐。例如，外交政策专家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其新书《失去的十年》中指出，在不同程度上，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未能制定出强有力的、连贯的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他们主张，尽管美国在欧洲和中东仍面临持续挑战，但对美国决策者而言，加速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至关重要。

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对华政策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两党都在竞相发表最强硬的言论，表示要对中国采取严厉措施并限制其全球影响力。这凸显了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第三个特点：在当前的美国政治环境中，传统的“鸽派”和“鹰派”二分法已经难以全面反映美国对中国的复杂看法。鉴于两党普遍认同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探讨这一共识下的多种政策观点更有意义。

三方论战

在对华政策上，美国战略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派别。第一派可以称为“新冷战斗士”。这一派别认为，中美竞争是零和博弈，两国已走入“新冷战”，美国需要采取更为强势的策略。正如前总统国家安全副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和美国国会前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在《外交事务》中所言，美国“必须赢得而非管理”对华竞争。在论证此观点时，他们和其他一些人借鉴了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做法，将应对苏联威胁视为美国的一项首要任务，以此来致力于赢得冷战。

第二派可被描述成“竞争管理者”。与所谓“新冷战斗士”不同，这一派别认为中美竞争不是零和博弈，因此制定一项与中国共存的战略至关重要。这一观点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2019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后来他们两人都加入了拜登政府。他们认为，与中国的竞争是“需要管理的形势，而非需要解决的问题”。2021年至2024年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副主任的杜如松（Rush Doshi）也是这个派别的成员。他们建议美国对中国的最佳战略方针是以竞争为主，以合作为辅。

第三派可被叫做“和解派”。虽然这一派同样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全球影响不满，但他们比其他派别更担心中美竞争可能会升级为激烈的对抗。作为这一派别的代表性人物，国际关系学者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和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主张美国不应发起与中国的冷战，因为冷战本质上很危险。在他们看来，博明和加拉格尔对胜利的幻想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美国通过（对华）施压来促成变革的结果，既可能是削弱威权，但也同样可能是巩固威权统治。”因此，白洁曦和斯坦伯格认为，中美共同降低战争风险，并在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合作，符合两国的利益。

尽管这三个派别的具体政策观点不同，但都一致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美国对华政策需要跨党派的支持才能取得成效。然而，华盛顿政策圈似乎尚未就哪种对华政策主张最好，或者中国在哪方面的挑战（政治、军事、经济还是全球治理）最为严重，达成共识。对中国而言，这场未决的辩论意味着，关键在于了解这些不同的主张在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可能如何塑造下一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