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

考察世界历史上的帝国兴衰、朝代更替、宗教冲突、殖民扩张、阶级革命、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民主改革、经济发展等现象时，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确实存在不同的政治主题。在不同的政治主题下，可以看到跨越时空的许多政治目标，比如财富、利益、权力、和平、安全、稳定、秩序、团结、合作、和谐、信仰、自由、民主、法治、统一、公正、平等、尊严等。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述为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包含了若干跨越时空、国家、民族、文化的政治目标，为全世界所公认。

个人生活和工作中同时存在多个目标，我们需要给这些目标排出个主次，还要区分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前文提到的那么多政治目标，有的存在部分交叉因素，有的在一些社会和一些人中受到推崇，而在另一些社会和另一些人中不受重视甚至遭到排斥。我提出“终极目标”的概念，就是要试图找出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社会和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都接受的长远目标。

终极政治目标问题，大约等同于中国政治学者任剑涛所论述的“政治价值诸神之争”。他认为：“任何一个人都是在各种斗争着的终极价值之间决断自己信从的终极价值的。”[1]任剑涛还认为：“站在各种不同价值立场的政治论说‘诸神’，主张的就是不同甚至对立的终极价值及其相关制度。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革命、宪政、秩序等基本政治价值，在不同的政治论说‘诸神’那里，得到大不相同的阐释。对于一个试图了解政治生活并进入其中的普通人来讲，这些主张的对峙性令人触目惊心，一时之间不知何去何从。”[2]本书区别于任剑涛所论述的“诸神之争”，试图在诸多政治目标或政治价值中挑选出若干终极目标或终极价值，以区别于过渡性或功能性的目标和价值。

在这里以教育事业为参照，我们来看一下过渡性政治目标和终极政治目标的区别。教育的过渡性目标或功能性目标，是教人读书写字、遵守公共道德，讲授科学文化知识等。很多教育工作者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或终极目标，是把自然人、感性人提升为社会人、理性人，努力使受教育者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有些人则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不会把讲授语文、数学、物理等课程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在政治生活中，团结、稳定、秩序、革命、改革等目标很重要，但是我认为，它们要服务于一些更具有根本性的目标。

识别哪些政治目标是终极目标（或终极价值），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正是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3]同时也是很有意义而又很容易引起争论的政治实践问题。在此我先引用研究政治哲学的英国学者戴维·米勒在《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一书中的几段话，然后再做出自己的解释。

戴维·米勒

假设我们去问一个政治家他有哪些目标，他所属的政治团体想要实现哪些目的或价值。如果他身处当代西方社会，那么他也许会提出一个料想中的清单：法律和秩序保障、个人自由、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以及另外一两个目标。一个政治哲学家对此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他首先会把关注焦点放在这些目标本身上，探究哪些才是真正终极的目标。比如经济增长，它究竟是一个价值上自足的良善目标，抑或其好处仅在于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或者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健康快乐呢？我们能否假设更多的增长总是好的，抑或增长到达某一点后就不再对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有所助益了呢？对于充分就业也可以提出相似的问题。我们重视充分就业，是因为我们相信人们从事有酬劳的工作具有实质性价值，还是因为人们没有工作就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呢？但如果后者是正确的，那为什么不让人人都有一份收入而不管他们是否工作，再把工作变成那些爱好工作的人的一项自愿活动呢？

我们的政治哲学家还会问，政治家所列出的不同目标是怎样相互联系起来的。政治家很少承认自己可能必须牺牲一个目标以便实现另一个目标，但事实上他们也许会这样做。以法律和秩序保障与个人自由为例，我们能否通过限制个人自由让街区更加安全——比如给警察以更大的权力去逮捕那些他们怀疑将要从事犯罪活动的人？如果这样的话，何种价值具有更高的优先权？当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精确地说明个人自由的含义。它仅意味着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还是指只要不伤害他人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呢？这对我们所提的问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提出这些问题和暗示某些答案时，政治哲学家没有（或者不需要）借助于任何深奥的知识形式。他们鼓励读者对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进行反思，弄清在终极分析中自己最关心的价值是哪些。沿着这条道路，他们也许会添加一些新的知识信息。例如，在对经济增长的价值进行深入思考时，也有必要看看物质生活水平迥异的人们在生理指标（譬如健康情况和死亡率）和心理指标（譬如对生活的满意度）上情况如何。因此，政治哲学家需要很好地掌握社会和政治科学知识。[4]

我认为这几段话里最值得注意的有三层意思：第一，政治家会提出诸如秩序、个人自由、经济增长、就业等目标，他们也许不愿意承认这些目标之间可能相互矛盾，需要牺牲一个去实现另一个；第二，政治哲学家需要去探究哪些是真正终极的目标，这些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第三，如何判定终极政治目标跟个人价值观有关，这没有现成的固定答案。

在《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这本书里，米勒显然对于把经济增长作为“终极目标”的观念很不以为然，认为个人自由、权利、平等也同样重要。无独有偶，以色列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也辛辣地讽刺了当代各国领导人把经济增长视为宗教般的“最高价值”的观念。赫拉利说：“资本主义深信‘增长’这一最高价值，可以说其第一条训诫就是：投入利润，促进增长。资本主义绝不会在某个时刻忽然说：‘好啦，增长已经够了，我们轻松点吧。’”[5]赫拉利主张，为了保护地球生态和人类文明，需要适当放慢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脚步。

根据我对若干政治学著作的理解，以及对现实世界政治的观察，我暂且设定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是世界政治的五大终极目标，并在本书第三章至第七章中一一做出求证。

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这五大政治目标，是各国政府、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普遍追求的，在世界各国的宪法和官方文件中都不难找到。

美国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宣示了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并发出那一时代的最强音：“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都被创造为是平等的；造物者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6]而美国宪法的序言只有一句话：“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国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7]中国学者何怀宏详细考证了《独立宣言》的文本和含义，总结出这一文件所反映出的美国基本价值是“生存、自由、幸福、独立、信仰与平等”。[8]

法兰西共和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深入人心。法国《人权宣言》则强调对人权的保护：“在权利方面，人人与生俱来而且始终自由与平等，非基于公共福祉不得建立社会差异。一切政治结合均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9]

阿根廷宪法开宗明义：“……为了确立全国团结、维护正义、巩固国内和平、处理共同防务、提高全民福利，并确保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以及世界上一切希望在阿根廷国土上生活的人们享受自由的成果。在一切理智和正义的源泉——上帝的庇佑下，制定并颁布阿根廷国家宪法。”[10]

俄罗斯联邦宪法在序言中这样阐释：“我们，因共同的命运在自己的土地上联合起来的俄罗斯联邦各族人民，确认人的权利与自由、公民的和睦与团结，维护历史形成的国家统一，根据公认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准则，缅怀先辈并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与尊重，确信善良与正义，复兴俄罗斯主权国家并确立牢固的民主基础，致力于保障俄罗斯的富强与繁荣，基于对当代和下一代应承担的维护祖国的责任，意识到自己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特制定俄罗斯联邦宪法。”宪法第二条则承诺：“人、人的权利与自由具有最高价值，承认、遵守和保护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国家的义务。”[11]

“二战”后日本制定的宪法被称为“和平宪法”，强调和平非战：“日本国民期望持久的和平，深知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崇高理想，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保持我们的安全与生存。我们希望在努力维护和平，从地球上永远消灭专制与奴役、压迫与偏见的国际社会中，占有光荣的地位。我们确认，全世界人民都同等具有免于恐怖和贫困并在和平中生存的权利。”[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