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和村医们的交流，我们认为，相对于城市大医院，村医在应对农村新冠疫情时有几大优势：

一是村医能及时便捷地为村民提供服务。

治疗新冠病毒感染需要及时，对有基础病的、体弱的老人尤其如此。村卫生室距离村民住宅不远，村医和村民很熟悉，都有联系电话，是典型的“社区家庭医生”。即使是最忙的高峰期，需要打针的村民也能较快地打上针，不需要排几个小时的队。

二是村医可以免费上门提供服务。

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如果确实需要打针治疗，村医会上门服务。疫情高峰期时，村医的精力相对有限，而在非高峰期，村医上门服务是常态。

而且，村医上门服务并不收取额外的费用。换言之，上门服务既是一种习惯，也受村医和病人之间长期联系形成的“情感”所驱动。在一些家庭，村医上门服务老人，甚至比后者的子女更勤快。

对话的村医之一

三是村医的诊疗费用便宜很多。

村卫生室治病没有大医院那么多流程，也没有昂贵的药品，基本都是平价的普通药物，治疗感冒发烧等病症的药物是标准化的。这是国家的要求，也是由农民收入所决定，昂贵的诊疗难以被农民所接受。在村卫生室，平时一针20-30元（针水比较多的要50-60元），和大医院输液价格相比非常亲民。

四是能掌握病人病情及其家庭状况。

村医们长期扎根村庄，很少流动。他们在平时治病过程中和群众打交道，比不少村干部还要了解农民基础病及家庭状况，能够准确地评估病毒感染后可能造成的后果，并进行及时干预。

在城市，因为医生对病人病情相对不熟悉，需要先进行各类检查，输液打针需要经过严格的评估。而在农村，村医一眼就能看出病情进展程度，并迅速判断是否需要打针以及时遏制病情。

五是村医可以提供情感关怀。

相对于村干部和农民，村医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更加熟悉亲密的。无论是在卫生室打针，还是在家里打针，老人可以和村医聊聊天，排解生活苦恼。有的老人打针治病费用较高，村医也会安慰道：“你先来打针，费用不用你现付，过年你儿子会给的。”帮降低老人的心理负担。

有人担心村庄缺药的问题。调查显示，家乡的农村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困难。确实很多村民（特别是老人）没有储备药物，病发后到卫生室接受治疗，村医会为其提供药物。除了西药，有部分村医会使用中药。如果打针用药不够，村医会根据自己的判断，优先给病情重的农民打针，让轻症患者回家吃药。讲究病情轻重，照顾弱势群体，这符合农村伦理，避免了医疗挤兑。

在平时，村医购药有两种基本渠道：

一是基本药物，这是集中配送到卫生室的。但疫情高峰期，治疗头疼发烧的基本药物供给不足。

二是市场药物，根据自己的需求及人脉关系，从医药公司进药。在疫情高峰期之前，有的村医日常储备了不少药物。疫情高峰期，医药公司没有时间送药，村医要开车去抢药、运药，但价格也不会比基本药物高，有的药物甚至比政府分配的还要便宜，农民能够接受。

老人去世，大家平常心对待

疫情期间，农村老人的“超额”死亡率有一定的增加。疫情高峰期，每个村的死亡人数存在较大的差异，上文已经提及。

但从我们的观察及和村医、部分老人的交流来看，大家心态总体比较平静，能够坦然接受。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一方面，村民认识到这个病毒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死亡的基本上都是有基础病的老人，绝大部分人都是安全的。

这和国家宣传是一致的。在防疫政策放开以前，村民对新冠感染尚未形成科学的认识，有点恐慌。疫情来了以后，大家发现新冠感染也不过如此。正如一个村民所说：“新冠感染对小孩和年轻人的影响不大，这最好，没有基础病的人也死不了，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们访问过很多家庭，小孩子都是恢复最快的，快的一天，慢则两三天，几乎没有打针治疗的。当地的中学九年级12月21日就恢复了线下上课（和武汉不同），学生发烧了就回家吃药休息，好了就来上课，不需要核酸检测。

另一方面，村民将老人死亡作为自然死亡看待。村医、农村老人总是提醒我们，“每年冬天最冷的那一个月，都是农村（有基础病的）老人死亡高峰期，这和病毒没有关系。”

没有人清楚，也不关心近期村庄中的老人去世是否因新冠感染导致，老人去世后的仪式和平时也并无不同，白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大家同样挤在一起吃酒席。村医和政府也不专门统计新冠感染死亡人数，如果要确诊新冠死亡，特别复杂、麻烦，基层也基本没有那个能力。

“白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即便是老人的亲属，在老人生病的过程中，他们也差不多做好了心理准备。在平时，农村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生病后一般也不进行精心治疗，认为“该走了”。新冠感染没有改变农民日常的医疗行为。在大家的观念中，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将高龄老人送到医院治疗的意义不大。

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说：“对于8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能够生活自理，子女都希望他活到100岁，如果不能生活自理，老人自己都讨嫌自己。”“这个病对老人是顺腿路。”

可以说，农民面对死亡的态度，可能没一般舆论想象的那么消极，这是疫情没有产生心理冲击的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