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卢拉此行的第三个目的，必然是讨论当今时代面临的最大危机——乌克兰冲突与美国发动对华新冷战；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近期各方的动作频频。马英九先生刚刚前往中国大陆祭祖并就“九二共识”发表声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则“过境”美国并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见面，引发中国大陆的回应。显然台海的局势正越来越紧张，明年台湾地区将举行“选举”，国民党正尝试在选前调整立场。

卢拉的出访赶上了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在欧亚大陆的两翼，一边的局势升级到了公开武装冲突；另一边，考虑到美国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与菲律宾重新开启军事基地，南海与台海的局势也存在升级风险。

我相信，卢拉总统会对化解国际紧张局势发挥作用。不仅在全球南方国家，实际上在全球大多数国家的首都，卢拉都是一位备受尊重的领导人。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后，大家可以期待卢拉9月份在联合国的演讲，相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会频繁出访许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并传递维护和平、反对新冷战与冲突的信息。

我知道卢拉在参选前就表达过强烈的意愿，称维护世界和平将是他任内外交政策的重心之一。我曾与卢拉短暂交流过，他当面告诉我，会重新收拾博索纳罗给巴西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件好事。相信巴西会在非洲大陆发挥重要的外交作用。这也是卢拉访华会与中国交流并合作的一个方面。

观察者网：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巴西与中国的双边合作能否成为一种模范，指导越来越多寻求独立自主、反对大国竞争选边站队的发展中国家？

维贾伊：我个人并不认为，当今世界正朝多极化的格局发展。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试图建立单极世界秩序，要求全世界围绕美国这个轴心转。与此同时，美国频频违反国际法，绕开联合国轰炸南联盟、入侵伊拉克，严重削弱了多边国际组织的信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尝试建立单极秩序，但并没有成功，因为许多国家拒绝接受这种秩序。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到处发动战争、制造冲突，逼迫别国接受美国主导的秩序。委内瑞拉政府、古巴政府以及尼加拉瓜政府，都选择拒绝。利比亚政府也尝试抵抗，最后被摧毁了。朝鲜不愿意接受美国的要求，2007年普京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强调“不存在让全世界俯首称臣的一个主宰”，俄罗斯也要抵抗这种秩序，最后轮到了中国。

在全球南方，许多国家选择了另一种方向，巴西提出推进区域主义，牵头建立了各类区域多边合作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LACS）、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等等。在亚洲，中国政府2001年主持创办了上海合作组织，最初是为了应对西部的“三股势力”，如今正逐渐演变成一种贸易、政治合作的区域组织，连接从土耳到巴基斯坦的中亚地带。

我们看到，首先，那些不愿意屈从于美国的国家，正努力推进区域主义发展，打造区域合作新机制。其次，这些国家也希望给多边主义注入新活力。过去10多年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不愿意接替美国成为那个“单极主宰”，并反对大国关系“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尽管这个概念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假设一种帝国的形式会被其继任者模仿。也许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相结合的世界？中国呼吁捍卫联合国宪章，支持各国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加强合作，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国际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

卢拉就任总统后，这显然就是他决心努力的方向。卢拉带领巴西重新加入了CLACS、UNASUR等组织，并与阿根廷洽谈使用共同货币的问题。相应地，中国在亚太地区牵头推进了与东盟的贸易合作，比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既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也同时是一个区域间的多边贸易协定，重视集体协商，而不是一两个主导国家说了算。没有哪个国家应该强行对整个地区或全世界施加领导。

最重要的是，我们依然强调维护主权的观念。多边主义假设一个区域大国能够主宰整个地区，但这样的情况既不符合区域主义，也没有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正如中国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所主张，维护各国主权是非常重要的。

4月12日晚间，巴西总统卢拉抵达上海 图自视觉中国

因此我并不认同世界正在进入多极格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区域主义加多边主义”的世界，联合国及其宪章应该再度得到应有的尊重。大国不应该采取违背联合国宪章的行动。我认为卢拉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各自的表述中都强调要支持多边主义。中国从来没有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也没有说未来会派出军舰征服全世界。中国说的是，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被平等对待，主权得到尊重。“双赢”的意义正好与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相契合；而多极世界的概念，某种程度上就是“零和游戏”。

这是我粗浅的意见，希望能摆脱那种权力政治、大国竞争的话语，尝试建立一种不同于上个时代的新世界秩序。当然，我也没有天真到认为大国竞争就会消失，但当前能够努力的方向，就是健全多边合作机制，节制大国主导各地区、侵犯小国主权的野心。

观察者网：您认为拉美国家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深相互合作与分工方面可能面临哪些挑战？

维贾伊：经典的全球化理论强调比较优势，比如刚果有丰富的钴矿，德国有成熟的电子工业。刚果要发挥其优势，应该向德国出口钴矿，德国的电子产品出口到刚果。但这就会导致经济学家劳尔·普雷比希提出的“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问题。因为电子产品的附加值远高于钴矿。所以过度强调比较优势，会导致像刚果这样的原材料出口国家，越来越依赖那些出口高价值产品的国家，比如这个案例中的德国。因为刚果扩大钴矿出口就会导致其价格下跌，不得不更多地借债。这就是经济学中讲的依附理论。

所以，为什么不在刚果建立处理钴矿的电子元件加工厂，增加刚果出口的附加值，打破这个循环？过去有句口号叫“耕者有其田”，意思是土地要交给会种地的人。今天我们可能需要一条新口号，“商品链服务于人民”。拉美国家应该尝试打造区域型产业链，比如造电动车。巴西过去曾经有过汽车产业，玻利维亚、智利与阿根廷则有丰富的锂矿。这些国家可以探索分工写作，在厄瓜多尔与秘鲁生产汽车电池，在巴西组装汽车等等。几十年前，欧洲各国联合研发空中客车项目时就是这么做的。并非一个新概念，但可以减少南方国家在比较优势框架下融入产业链的劣势。

事实上，相比比较优势，我们更应该谈论“比较劣势”，对拉美乃至全球的南方国家来说，最大的“比较劣势”就是经历过殖民主义。

如我之前所说，中国独特的经历、庞大的体量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东风，帮助中国走出一条克服了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的种种不利条件的成功道路。中国人民的营养条件、教育水平、住房水准都得到翻天覆地的提升。当中国对外开放时，产业工人的素质、规模效应与中国革命提供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这是中国独有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经历过中国式革命、土地改革或者国民健康条件的大幅度提高。

当然，中国4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在今天未必完全适应巴西的现状。简单来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能力承担试错的成本，如果深圳的开放未能成功，邓小平可以再选一块特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优势。今天的巴西，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总统治理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的问题放在巴西会很复杂。

我认为在巴西设立经济特区，提供免税等招商引资的激励政策，并不是最关键因素。通过与外资合作获得技术转移才是振兴巴西经济的关键。巴西不需要通过减少监管、放纵环境污染等方式来吸引外资。当然，走向国际的中国公司也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中国公司有规模优势、技术优势，有多层面的运营，能在世界各地获得盈利，不必靠钻监管漏洞的方式挣快钱。

巴西不必再依靠这种方式吸引中国公司，正如中国深圳不再需要如此吸引德国的投资。某种程度上来说，以这种形式为代表的、上一个阶段的全球化已经走向落幕。相比胡萝卜加大棒式的经济算计，政治合作与互信才是引领新时代各国合作的关键。南方国家不必哀求外资进入，各方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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