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我们注意到您在“2023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国际贸易面临的最大挑战，毫无疑问是中美之间日益激化的战略博弈，尤其美国越来越多地从国家安全的视角，而不从商业利益来看待中美经贸关系。请问屠教授，美国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做法能否实现其想象中的国家安全目标？为什么？

屠新泉：这取决于美国人如何定义它的目的。美国国内学者此前对特朗普任期内对华贸易战有过研究，其中一个结论是特朗普的贸易战对美国国内经济和产业发展没有起到正面作用。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对华贸易战不仅要实现美国经济发展，更要打压中国经济发展，让中国增长慢一点。例如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战略，其核心不在于将所有产业搬回美国，而是让产业离开中国。他们将其视作基于国家安全和大国竞争目标的经济政策，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分析非常损人不利己。

但从结果角度看，我们并不能确定美国现行政策会造成什么具体影响。经济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美国政策的政策也不是唯一影响因素。

同时美国也越来越难实现其国家安全目标，例如俄乌战争正在逐步脱离美国的控制。

针对中国崛起，美国一直在试图拉拢盟友围堵中国，确实对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我们正在针对美国的政策推动相关策略，中美博弈最终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观察者网：TikTok等中国企业的遭遇，让我想起了皮耶鲁齐在《美国陷阱》里对阿尔斯通和自身命运的描述。从法案到关税再到动用WTO规则，美国几乎用上了一切手段针对中国企业。在您看来，中国企业是否也在遭遇和阿尔斯通类似的“美国陷阱”？

屠新泉：我认为我们遇到的情况比阿尔斯通更难。法国是美国的盟友，而中国不是。所以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在美外部环境比法国企业更加严峻。

《美国陷阱》 资料图

其实，此前国内企业对于美国的无底线行为有一定准备。例如此前华为已经预料到相关风险，当年也选择让孟晚舟在加拿大而非美国转机。但未曾想美国相关方面依旧迫使加拿大方面扣押了孟晚舟。在经历孟晚舟事件后，我们对美国的戒备心理又上升了一层。所以现在我国重要企业的高管很少安排涉美相关行程。

相比于法国、德国、日本这些美国自冷战以来的经济竞争对手，我们拥有更大的独立性，这也是我们面对美国时的优势。

美国前几年对我们发起了301调查，并依据232条款对我们进行打压的时候，我们都进行了反制。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政府有能力对中国企业提供强力支持和保护。虽然这种反制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但这种政治上的独立性使得我们无论在面对美国的打压或是威胁的时候，都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有能力去抵制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求。

观察者网：对于美国使用各种法案、关税以及WTO规则，对我们企业进行打压的情况，您认为中国企业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对抗这种打压，让最小化自身损失？

屠新泉：说实话，我也无法给出笼统而简单的建议。但是近年的经历显示，我国企业在面对相关风险后，其整体表现显得非常有经验且应对十分灵活。

在特朗普时代加征关税后，我国对美出口虽然一度受到影响，但整体依旧保持平稳，甚至创下贸易顺差的历史新高。这不仅超出了我们这些专家学者的预期，也超出了包括美国政府和学者在内的所有人的预期。之前没有人想到中国的出口企业如此有韧性，能够在关税从3%猛增到20%的背景下还能保持出口稳定。

虽然政府在一些辅助性方面协助企业出口，减少了部分损失，但能实现相关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企业自己的高竞争力和其在应对相关贸易限制时的灵活策略。

近些年来，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上的中国企业有六七百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华为受到了美国全方位、倾举国之力的打压。但是相关企业依旧坚强地战斗，正在浴火重生。例如华为，在经过几年打压后，凭借自强不息企业底蕴以及全中国企业的从旁襄助，它走出了低谷，正在重回全球巅峰。可以说中国企业能够突破重围，这种来自企业界顽强不息的精神非常重要。

2023、2024年1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份额 图片来源：Counterpoint  

之前我提到，我们国家的优势就在于坚持独立自主不服输，这一点为最重要。

但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研究策略。早年间，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但美国正在主动对我们脱钩，并且试图让欧洲也与我们脱钩。而在当今国际以及恶劣的美国国内政策环境下，美国正在成为我国贸易的高风险目的地。这意味着无论从中美进出口贸易，还是技术人员交流得角度，相关交流都处于高风险状态。在这一背景下，顺应趋势，减少包括贸易投资、人员交流在内的各种对美合作关系已成定局，这也是中国企业无法选择的现实。

在我国不得不和美国脱钩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非常有先见之明。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在同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将“一带一路”倡议升级为国家战略。这使得2017年发生贸易战的时候，我们国家在战略上就有了提前准备。也为我国企业的产业和商业布局多元化奠定了政策和国际政治基础。

十年来，我国在沿“一带一路”方向对包括投资、贸易等各方面的投入越来越高，获得收益越来越多。这使得我国在减少政治经济风险的同时，能够与更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展开贸易、实现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在加强与更多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也能更好的解决自身的政治、经济安全需求。

2021年12月14日的斯里兰卡南部汉班托塔港堆场 图片来源：新华社

从贸易的角度看，我国对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口占比在快速上升，对七国集团贸易出口占比在快速下降。虽然我们这种调整更多是一种顺应外部条件变化的被动反应，但从结果来讲，我国这种调整将促进世界多极化、多元化，并有利于我国成为全球性经济大国。

从企业的角度看，投资“一带一路”项目对于企业未来发展也更好。因为发展中国家虽然风险更大，但投资和贸易也可能获得更高的回报率和利润率。

整体来说，在这个时代，中国企业投资发展中国家，其国内政府能力或者国内政治导致的风险会更大，但其国际政治风险可能会更低。而中企投资发达国家则是国际政治风险会更高，而其国内政府能力或者国内政治导致的风险会更低。在当今中美关系背景下，与继续加码美国产业相比，投资发展中国家的风险可能与之整体相当或者更低一些。

总的来说，我国企业未来发展战略会有一个取舍过程，但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我国未来对外经济战略的重心无疑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请问屠教授您如何看中美未来经贸发展趋势？

屠新泉：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已经很明确了，即不断地深化和扩展脱钩。时至今日，美国经济依旧占据全世界GDP的25%左右，远超“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所以从绝对量的角度，我国对美国的依赖，以及美国对我们的依赖在贸易、投资、人员交流、科技交流等方面依旧巨大。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不去重视美国情况、重视对美交流、重视控制风险冲突。我国政府、企业也都在努力，尽可能地稳定中美关系。但从结构上来说，双方的相互依赖程度将持续下降。这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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