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外部的创造力

与疫情前相比，2023年的上海，很多外国人已经离开，并且其中可能包括了80%的富有创造力的外国人——创业者、建筑师和艺术家。剩下的主要是那些受访调查的管理人员和高管。他们虽然致力于商业，但对中国和他们母国的经济都做出了巨大了贡献。城市的氛围会因具有创造力的全球人才而得到丰富，就像人们在新加坡、伦敦或纽约见到的那样。

所幸，今年以来，情况似乎有所恢复。中国确实拥有巨大的创意储备，创意人才们正在展示自我、闪耀光芒，因此中国各行业的创意附加值正迅速增长，从时尚、食品到汽车和电子显示器。然而，如果全球的创意元素无法联结起来，那么对双方都会是损失。毕竟，美学价值可以通过网络效应得到提升，对“美”的需求也有助于激发经济活动中的“动物精神”。

（10）人工智能的冲击

目前还没有人知道人工智能将会带来怎样的颠覆性影响。如果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裁员现象在其他地方重现，全球经济可能会被彻底重塑，许多白领岗位将消失。在这样的环境下，稳定比增长前景更为重要。

一方面，AI可能只带来边际的生产率提升；另一方面，当AI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时，它有可能创造大量新的价值，从而推动经济发展。面对人工智能革命，稳定与增长的两难问题，仍然是中国和全球在这一历史时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三、成功的转型与新的可持续周期

在多重转型与上述10个挑战共存的情况下，只关注短期风险是一个危险的行为。乐观来看，经济在未来能够出现消费增长6到7%、投资增长0到1%、整体增长达到4%的美好情景。

但是，过于乐观并非好事，从疫情的经验来看，即便是财政支出也需要被谨慎对待。在许多西方国家，疫情期间的财政扩张引发了贫富差距扩大与通货膨胀。传统的货币与财政手段在缓解危机、促进转型方面可能会事与愿违、让问题更加严重，政策效果也往往难以持久。

中国将采取审慎的态度并以全局视角应对挑战。例如，西方专家建议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自由化的土地改革方案一方面能够“让农民获得土地中的大量财富，让他们能够按市场价值出租或出售他们的土地，从而为他们提供额外的可支配收入”；但另一方面，此类政策在刺激需求的同时，也可能会导致土地集中于地方精英手中，并引发类似于其他新兴市场中存在的贫困和贫民窟现象。

巴西贫民窟网络

换言之，短期解决方案需要与长期影响相权衡。中国的政治制度以长期规划著称，并且有着不被短期利益所迷惑的传统。

在应对多重转型的过程中，直到新政策和措施明显见效之前，中国经济相对而言可能会连续几年保持平稳的状态。这并不是一个充满起伏的“W”型的经济模式，而是“L”型的，伴随着稳定且微弱增长、市场疲弱和低通胀的经济模式。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40年高速增长，这样的经济模式并不令人意外，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相当好的结果。

然而，“L”型经济模式的危险在于其缺乏变化，导致政策制定者可能在平静的停滞中迷失，难以分辨哪些杠杆和政策才是有效的。目前，政策主旋律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势，同时逐步淘汰低效益部门和低生产力企业，依据行业和精英商业模式逐步进行改革。

如果改革足够大胆且具有结构性，那么我们将看到这样的景象：市场上的信息更加丰富（例如关于风险的信息）、自由化程度提高、资本配置改善、监管放松，甚至可能在多重转型的后期对外国企业展开魅力攻势（charm offensive），并在最终可能看到长期的4%和5%的增长。

这里有个关键问题是西方国家普遍依赖的货币调整政策会被抛弃。关于财政政策，尽管高债务和高税收有负面影响，但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能够带来更多的回旋余地。

在未来五年内，我们认为中国的消费将会增加，供应链会更加复杂，经济发展会更加绿色和可持续，国际化程度会提高，技术也会更加先进，并且会进一步向西方开放贸易和投资，甚至开放金融资本和文化。我们的调查表明，这也是许多瑞士公司虽未言明但实际持有的看法。

致谢：

本文感谢复旦大学人文社会学科传世之作学术精品研究项目“构建经济发展的国家理论”（XM04221238）对本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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