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疫情来袭，所有村医都被动员起来了，他自己本来年龄大了，不想参与，但乡镇卫生院一位分管公共卫生的副院长软磨硬泡，还是把他说动了。毕竟村医更熟悉村里情况，也更容易与村民建立信任。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如果村民不熟悉的话，恐怕连门都进不去。

乡村医生的主要任务是给从武汉来的人测量体温，每天2次，并且在规定时间内（下午两点）上报到乡镇卫生院。首次测体温需要亲自上门，并送上体温计（每人1支）和口罩（每人1个），指导使用体温计和口罩，劝导重点对象及其家属居家隔离，尽量不要外出。此后，可由重点人群自测体温，自报情况，乡村医生也可以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获取信息。

乡村医生的工作虽然很细微，却非常重要。乡村医生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体系的“网底”，是医疗卫生事业的“桥头堡”和“前沿阵地”，是落实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抓手。然而，众所周知，我国村级医疗卫生事业是比较薄弱的，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不高。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没有村医的“空白村”日益增多，当地民众陷入无医无药的境地。

近年来，我在全国多地开展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状况的专题调研，发现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全国乡村医生队伍的情况都不容乐观。湖南省作为一个中部省份，也不例外。但值得一提的是，从2013年开始，湖南省启动了“本土化乡村医生”培训政策，专门为村卫生室培养医务人员。“本土化乡村医生”的准入门槛没有常规性定向培养医学生政策的准入门槛高，但实践证明它却比较符合湖南农村的实际情况，有效调动了民众参与“本土化乡村医生”培训的积极性。7年下来，为湖南基层输送了超过5000名的乡村医生，部分村医毕业后回到村里执业，夯实了基础，部分人甚至拿到了执业助理医师证。在这次新型肺炎疫情防控中，已毕业的年轻“乡村医生”与老村医们一道，守护着农村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家乡的观察也让我想起了调研期间遇到的其他地区，特别是那些没有乡村医生的“空白村”的情况。比如，我联系了孝感市的一个村医，他告诉我，2019年，全县通过调整消灭了空白村。调整的主要方式是由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下派到村里开展巡回医疗。在此次防疫工作中，他们那里的主要做法是把每个村分成几个片区，然后由村干部和党员群众，分片负责，进行摸排。每个村的乡村医生（包括巡回医生）负责对所在村进行技术指导。

但也有一些地方，苦于乡村医生的缺乏，只能启用村组干部、积极分子等其他非专业人士。从客观上说，此次疫情也暴露出了我国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存在的很多薄弱之处，“强基层”还任重道远。我联系的很多基层干部都向我表示，希望国家继续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力度。

村里为此次疫情设置的健康教育宣传栏

乡镇卫生院

除了乡村医生的响应以外，我们也经历了一次乡镇卫生院的响应行动。

乡村医生给我们首次测量体温时，我是36.5℃，妻子是37.2℃。按照我们（包括乡村医生）的理解，37.2℃在安全范围内。但没想到，到了第二天，镇乡镇卫生院的院长带领两位副院长和公共卫生科的主任四人驱车来到了我家。亲自为妻子做登记，并再次测体温。

与村医相比，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与村民的熟悉程度大大降低。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爷爷（从1960年代开始，直到1999年去世）曾经也是乡村医生的话，我的家人也不太可能认识他们。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们因为要负责全镇的疫情防控工作，因此他们的身份角色和工作方式就更加具有专业性和直接性特征。

他们的来意很明确，且因为前期已经有村民小组长和乡村医生做了工作，所以方式也较为直接。他们首先是重新确认了妻子的基本信息，然后进行体温测量。但由于我们此前就认识，故而也多了一些拉家常式的交流，甚至还回忆了多年前给我打预防针时闹出来的小笑话。体温测量的结果是36.9℃，乡镇卫生院医生得知首次测量的时候是在火炉边，会造成一定的偏误，这次相当于做了矫正。但也不断地嘱咐我们多观察。

我的姑姑在另一个乡镇卫生院工作，她向我反馈，在下乡的过程中，他们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也可能发现一些之前乡村医生没有排查到的情况。而乡村医生之前之所以没有发现，可能是因为人为失误，存在疏漏，也有可能是在测量之时没有问题，只是之后出现了变化。

在我们经历的这次事件中，乡镇卫生院的工作起到了对乡村医生的初步排查结果进行确认、完善和纠正等作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乡村两级是互补关系：没有乡镇卫生院的指导，村卫生室就是盲目的；而没有村卫生室的落实，乡镇卫生院就是无力的。在村医比较健全得力的地方，乡镇卫生院的职能就能更好发挥，解决那些村卫生室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在村医缺乏或不得力的地方，乡镇卫生院就需要冲在第一线，从而可能会影响职能发挥。

我们自己的响应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自己也做出了响应。回到老家之后，我们坚持自主隔离，坚决不外出；每天随时给自己及家人测体温，时时观察自己和家人的情况，并详细地记录下来以备用。从元月17日算起，到现在还没有过潜伏期，所以还在继续观察，至今一切正常。

最难做工作的当然是说服父母等长辈。一方面是因为父母等长辈近来都忙于筹办过年事宜，对这方面的消息关注得并不多；另一方面，即使注意到了，也未必能意识到其严重性。有不少好友向我抱怨说：过年期间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怎么说服自己的父母戴口罩。有些子女甚至向父母等亲人说了很多虽然难听却也是一番好意的“狠话”，但效果却很一般。

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子女对父母等长辈说的“狠话”尽管饱含着关爱，但在父母等长辈看来却往往是一种忤逆。父母等长辈可能会接受“狠话”背后的科学道理，但不会接受“狠话”这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子女对父母的关爱也要注意表达的方式、方法。疫情虽然来势汹汹，但给自己的父母和长辈做工作，却需要考虑到他们的接受能力和最终的效果。此外，也可以试着去找能让父母等长辈改变的关键人物，让关键人物去给父母等长辈做工作。上面提到的村民小组长、村干部、乡村医生等农村的精英，就属于关键人物的重要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