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态的提出，意味着时间不是抽象、简单、空洞的，而是说时间本身是具体的、复杂的，同国家政治生活的实践始终发生着有机的交互。在此，我想首先提出一个其实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的问题，全国人大成立七十年来，自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始，一共举行过多少次会议？不假思索就说70次，当然是错误的，只要对共和国历史有所了解，知道70次不对并不太难，相对花功夫的是算清楚到底多少次。就此而言，找到一本权威的人大大事记，一年年地数下来，或许是一个笨拙但不容易出错的方法，我按此方法统计出来的答案是58次。

历史地看，全国人大会议做到一年一会，是从1978年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始的；会期固定到每年第一季度的3月，则是始于1985年的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人大的历史并非匀速，如要意识到人大时间曾经存在的不确定性，我们只需留意一处历史的细节，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八二宪法”的日期是1982年12月4日，现行宪法并非诞生于“第一季度”。关于人大历史的时间变奏，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曾有一个历史感浓厚的表述：“应该承认，长时期内我们对法制建设有时候抓得紧，有时放松了，甚至丢掉了。”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 中国人大网

如果说七十年的历史并非匀速运动，那么人大时间的每一年也并非是均质的。人大时间有基于会议制度所形成的年度，从一次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到下一次会议，这之间的时间就构成了一个人大年度，它在时长上约等于公历的一年。

首先，全国人大每一届任期包括五个年度，这五个年度当然不是均质的，我们很容易想到，每届全国人大的第一次会议，在议程上是最特别的。一般而言，正是在这一次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基于宪法和相关组织法的规定产生了新一届的人大常委会以及其他国家机关，后续四次会议通常不会出现国家机构在人事安排上的重大、全面的变动。

简单回顾，自现行“八二宪法”恢复设置国家主席以来，历任国家主席均在相应届别的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而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也是在各届的第一次会议上。后续的四次会议若按宪法规定当然也有权行使以上职权，但由于宪定的国家机构届别同步，我们可以认为，只要国家处在政治稳定的常态周期，则选举国家主席、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这一类宪法职权，在每届全国人大五年任期内实际上是一次性的权力。

进而我们思考一个人大年度之内的时态，若回顾过去四十年，两次全国人大会议之间做到了时间上的大致等距，但也不能由此认定人大在一个年度内的时间是均质的。一个人大年度由该年度全国人大会议的举行所启动，由于宪法规定的一年一会，“开会期间”结束后，就是本年度余下的时间，也即“闭会期间”，所以一个人大年度是由“开会”和“闭会”两个阶段组合而成的。“开会期间”一年一次，时间通常在一到两周之间，这个短暂的“期间”构成了每年打开一次的时间窗口，仅在此期间，宪法第62条授予全国人大的专属职权才进入运转周期。

某种意义上，开会和闭会的期间两分类似于一个人的唤醒和休眠。相比之下，国务院等国家机关也有节假日，但其职权行使并无真正的休眠期。“开会+闭会”的时间构成，也对应着人大历史上的一个具体的“届次”，是人大年度在时间上独特的节奏，也是进入人大历史的一种时态方法。

纪念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召开，邮电部发行纪念邮票一套 中国人大网

“时刻”

全国人大一年一度的“开会期间”，如前所述，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时间窗口”，“修改宪法”等专属全国人大的职权到此时就进入可行使的状态。由于四十年来的全国人大会议稳定在第一季度的3月召开，这个时间窗口也可以说是“当春乃发生”的，由此形成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时态，我在此称之为“时刻”。

时刻（moment）并不取转瞬即逝的词义，时刻之发生，意味着原来的时间进程出现了某种断裂，历史到此摆脱了其常态、惯性以及因果机制，进入了一个可能性被重新打开的新节点。本文将人大会议的举行，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对会议议程上的事项进行民主审议，理解为一个“时刻”，归根到底，在于全国人大进入会期就意味着宪法以及基本法律进入了一个可以修改的时间窗口。

也就是说，成文宪法本来是“刚性”的，是已经被历史所塑造出来的东西，但只要全国人大进入会期，宪法在宪制的逻辑上就化刚为柔，国家宪制也进入到一个可塑状态/阶段。

甚至我们可以认为，只有会期内的全国人大才处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大程度状态，宪定的立法权和决定权此时被打开，法律体系在逻辑上就回到某种如开端般的未决状态。一旦时间窗口闭合，宪法以及相关基本法律就即刻重返“刚性”。就此而言，全国人大会议举行的时间结构也包含着某种“两重”的法制变革逻辑。

当然，“时刻”作为时间窗口在历史进程中被打开，仅意味着宪制变动在逻辑上的可能，故而“时刻”的提出也只是作为一种方法，尽可能地打开人大七十年历史的复杂时间构造。

回顾历史，全国人大成立七十年来，共举行会议58次，自1978年后做到了一年一会。而统计这58次会议，涉及成文宪法文本变动的，包括制定新宪法和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改，只有11次，分类述之：

（1）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的四次全国人大会议各自通过了一部“新宪法”；

（2）1979年、1980年的两次全国人大会议对当时现行的“七八宪法”进行了修改；

（3）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的五次全国人大会议对现行宪法进行了修改。

如此梳理，并不意味着“时刻”在我国宪法史上出现过11次，答案可能更多，也可能更少——需要我们在这11次中进行又一轮的筛选。

在此不妨大胆假设，一届人大一次会议（1954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1979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1982年），构成了七十年人大历史中的三次立制时刻——考虑到后面两次同在五届人大任期内，且时间相隔仅三年，合二为一成为一种“长时刻”，仅于假设而言也并无不可。

从11次减少到3次（甚至2次），就我们的判断而言，所要求的不仅是宪法文本的变动，换言之，修宪甚至制宪并不构成认定时刻之发生的充分条件，它同时还需要相关的国家机构组织法发生较大规模的修改。也就是说，立制时刻之成立，要求宪法和相关组织法发生了连带的甚至是交互的修改，国家机构的宪制在此时经历的是结构性的重塑。从时刻到立制时刻，从弥散的到凝聚的，从可能性到必然性，到底如何作答，有待我们真正进入人大七十年历史进行小心求证。

人大历史的七十年历程如同一部巨著，本文对其时间构造的探讨，充其量只是动笔写作之初要列的目录。这样的目录，在让历史变得可视化的同时也不免压缩历史本身，在让思考变得可能的同时也在封闭我们的想象力。接下来要做的，唯有鼓起勇气，朝着这七十年的历史，跳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