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林肯不仅属于美国，也属于全世界。在此意义上，林肯也接续了美国第一代建国者的思考和探索。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的开篇，汉密尔顿即这样告诉纽约州的民众：“人类社会（societies of men），是否真能通过慎思和选择而建立起良好的政府？还是命中注定要依靠偶然和强力来获得他们的政治宪法？”在联邦党人看来，若是美国人民在此危机时刻做出错误的选择（也即1787年宪法被否决），那么“应当视为人类的普遍不幸（general misfortune of mankind）”。同两代人之前的联邦党人一样，林肯对立宪共和国以及民主政体的论述，也自觉地展开在一个世界范围的语境内。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不要忘记，林肯生活在一个共和制并非天经地义的历史时代，诚如麦克弗森教授所言，在1861年放眼世界民族之林，共和国只能说是例外的存在：

在一个由国王、王后、皇帝、沙皇、独裁者和贵族统治所称雄的世界里，共和国只是一种脆弱的试验。美国人痛苦地意识到，古往今来，大多数共和国最终陷入崩溃，不是堕入专制暴政，就是被推翻。生活在1861年，有些美国人曾目睹法兰西共和国的两起两落，1848年的欧洲曾见证数个民族主义共和国的勃兴，但旋即被扼杀于反革命的反扑，而在拉丁美洲，共和国如走马灯一般来而复去。

在1861年3月4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林肯即向南方分裂分子亮明自己的立场：根据建国宪法，联邦共同体应是永续的，南方各州无权单方面宣布“退出”，退出这种行径，本质上讲是“一种无政府”，是对民主所要求的“多数人统治”原则的彻底否定，是落入“无政府”或“暴政”的第一步。四个月后，在7月4日国庆日致国会特别会议的咨文中，林肯指出：

我们的人民政府经常被称为一场试验。在这场试验中，我们的人民已经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成功地建立起（establishing）政府，成功地管理着（administering）政府。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这就是成功地维系（maintenance）政府，应对任何企图颠覆政府的内部叛乱。

电影《林肯总统》

因此，林肯是这样表述美国内战所提出的宪法问题的，“一个立宪共和国，一个民有并且民治的民主政府，是否有能力抵抗它的内部敌人，从而维持其领土的完整。”我们应当看到，林肯特别指出，这个问题不只事关合众国的命运，而且是“全人类大家庭（whole family of man）”都要面对而且要做出回答的。在林肯看来，在自由社会内，只要多数人，一方面接受作为先定承诺的宪法规范的规约，另一方面可以随着民意和民情的变化而做出交接和轮替，那么民主的天经地义就是少数人应当服从多数人。但现在，美国南方因为在选票上失利无法控制全国政府，就诉诸子弹和暴力来分裂政府，这等同于“终结全世界的所有自由政府（free government upon the earth）”。在这次于国庆日所做的演讲中，林肯反复表述的就是如何在“建立”和“管理”政府之后去“维系”政府的问题：“难道所有的共和国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这种天生的、致命的缺陷吗？难道一个政府要么就是过于强大，以至于威胁到自己人民的自由，要么就必定太过弱小，以至于无法维系自己的生存？”

即便是在内战元年，林肯也非常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取决于理论的自洽或逻辑的推演，这是一个要由战争去检验，由胜利做决断的问题。在此后，在1862年12月致国会的咨文内，林肯将联邦共同体的共和试验称为“人世间这最后最美好的希望（the last best, hope of earth）”，其命运如何，最终是要由内战这场“烈火般的考验”所决定的。而在一年后的葛底斯堡演讲中，林肯也坦然指出，“我们的国家、以及任何孕育于自由并奉行平等原则的国家（nation, or any nation），是否可能长久存在下去”，这是要由内战来检验的问题。

由是观之，林肯的政治论述并没有局限在美国这个新生民族的本土资源，他在担任总统期间的宪法之言与之行，呈现出了立宪共和国在宪法设计上的一般原理和普遍意义。1788年，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10篇内，建国宪法之父麦迪逊论述了为何共和制更适合广土众民的大共和国（enlarged republic），成为了美国宪政实践对人类政治文明最具原创性的贡献之一；两代人之后，林肯的宪法功绩就在于他“维系”了这个由建国者所“建立”的政府，用内战的鲜血写下了共和政体的反分裂原则，也即，共和国的少数人不能因选举失利就诉诸于子弹，他们应当接受多数人政府基于宪法的统治，耐心等待下一次选举时实现政府轮替。“他们无法通过一场选举取得的东西，也不可能靠发动一场战争就能得到——告诉所有人，做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实在是愚不可及。”正是因为这一“反分裂”的原则，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才得以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