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八二宪法”此后又经过了多次修正，很多内容都与改革开放相关。您如何看待宪法在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的作用？

田雷教授：这是个大问题，而且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同我们当下仍息息相关。我们知道，“八二宪法”在去年初经历了自实施以来的第五次修改，也是在这次修宪过程中，前四次的修宪及其基本内容又一次得到“普法”宣传，广为人知。

可以说，“八二宪法”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文本的稳定和实践的变动之间的紧张——推而广之，这是成文法典都要面对的一种“矛盾”，只不过是我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宪法修改构成了一个绝佳的研究案例，而在现实政治中，任何一种政治秩序的形成，尤其是在成文宪法出现后，一个关键的任务就在于要找到根本法（“不变”）和政治（“变”）之间的平衡，对于我们来说，“八二宪法”在过去四十年是如何实现这种平衡的，是宪法学研究的时代课题，进入新时代，则让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观察点，也让基于历史经验的理论化思考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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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中，“良性违宪”这个概念曾在宪法学界掀起风波，回头去看，参与的论文按目前的学术规范而言完成度都谈不上很高，但这个概念的提出，却显现出中国宪法学者虽朴素但真切的困惑，那是在西方宪法学说尚未大规模“入侵”我们的头脑之前，是一个被现实实践逼问出的概念！所谓“良性违宪”，就是观察者发现，我国有很多在实践中被检验为行之有效的改革，追究到宪法上却有违宪之嫌，为什么“违宪”却是良性的？按当年的讨论所言，这些措施虽然违反了宪法的文字，却契合了“八二宪法”这部改革宪法的精神，是符合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三个有利于”的。

进入新世纪后，很多宪法学的讨论以不同方式回应了“良性违宪”的问题，由此也反映出这个概念及其附随问题的生命力。若是紧扣你的问题，那么最相关的就是贯穿在“八二宪法”前四次修改中的修宪方针，如果对历次修宪中权威人士的意见做一提炼归纳，那么修宪之道几乎是一以贯之的，大致就是（1）可改可不改的不改，也即修改限于“非改不可的”或者“必须修改的”；（2）有争议的问题不改，也即修改要求是“实践证明是成熟的”。

这中间当然还有很多重大问题值得拿出来讨论，但可以看到，这是一种极其节制和审慎的修宪方针，背后也隐藏着一种堪称中国特色的宪法运转机制。也许可以这么说，我国宪法在政治生活中怎么发挥作用，大概不是非要“司法化”才能长出牙齿——这曾是宪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在过去四十年，它担当着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之时的政治框架和界限，是存在于不断在变的政治之前、之上的那个“不变”。在此意义上，如前所述，宪法的作用恰恰是“寻常看不见”的，同时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如果说有什么宪法经验，可能也恰恰在于这个“寻常看不见”。放眼看世界，就我个人的观察，动辄就拿宪法来说事，除了美国之外，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并不是在真心实意搞法治，很多时候只是在折腾。

观察者网：舆论场里有些人曾经纠结于所谓“合法性”问题，您认为这种思潮是在什么背景下兴起，又在什么背景下消退的？新中国真正的合法性来自于哪里？

田雷教授：从理论的逻辑上说，追问宪法的“合法性”，非要给一个国家的建国宪法开出一个合法的准生证，这只能说是缘木求鱼，醉翁之意不在酒。道理很简单，我们只能问普通法律的合宪性，也即是否“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而没有追究宪法之“合法性”的道理。宪法之前和之上不可能再有实定法了，也因此，不可能有建国宪法还要基于更早或更高的法律，也不可能有依法制宪的道理。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制宪权的思辨，简单地说，宪法就其形成而言一定是某种政治意志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的表达，它的正当性不可能追溯到“合法”，社会主义宪法一条基本原理，就是宪法是母法，企图用“合法性”来颠覆既定宪法，也就颠倒了母法和子法的天然关系。

记得有段时间，“八二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曾在学术界掀起不小的波澜。平心静气，这原本不是什么难题，序言既然是宪法的一部分，那么它当然就有宪法所有的全部效力。但现在这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竟然成了问题，而且聚讼纷纭，只能说明提问者“用心良苦”。在我看来，“八二宪法”，如果非要追问其“合法性”，那就存在于它的序言之中，你所说的“新中国真正的合法性”，如果从宪法意义上说，也要在序言中找答案。

观察者网：中国的宪法、宪制是否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明？中国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也从其他国家那里汲取了营养，那么中国的政治文明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又会有怎样的启示？

田雷教授：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不可否认，宪法学界曾经缺乏制度和道路的自信，千方百计到西方，比如美国或德国，寻找先进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我们自己的宪法，这段学术史我们都见证过，也经历过，但现在可以说是“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了。想一想，一部宪法，在五次修改后即将进入它的“不惑之年”，这些年来，十多亿人口投身于一场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大业，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是说这种宪制没有一种自身的政治文明作为支撑，事到如今就只能说是闭目塞听了。但到底应当如何表述中国宪制“独特的政治文明”，也不是我在这里可以回答的，现在围绕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并积累了一些研究，但这显然还只是开始，关键仍在于政治的论断和历史的检验。

关于中国特色和西方经验以及普世论之间，我们大可不必从一个极端急速摆到另一个极端。过去我们看西方，学者经常会带着一副求异的眼镜，你看西方月亮又大又圆，所以我们要用西方所有的去改造我们自己，那么现在，在比较中国和他国经验时，更重要也是更迫切的在于“求同”，要形成新的世界观去表述这种“同”。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又一次重新睁开研究，去看世界各国的宪制历史和经验，同四十年前一样，学者又一次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