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孟晓骏”为标本的分析到此为止，虽然可以对号入座，但绝不是要作诛心之论。以林达为代表的这一系列“近距离看美国”，它们的成功绝非浪得虚名，其中很多作品堪称中文写作的精品，影响力所至，更是打动了一代知识青年。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定他们的作品摆脱了叙事的政治，或者找到了一个在政治上中立的支点。不仅他们做不到，任何人都找不到。归根到底，没有无立场的立场，或者说，无立场的立场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从文化政治的角度解读这些美国叙事，就能看到，“孟晓骏”们在埋葬前一套认识论的同时，又培植出自己的一整套方法，两者之间无缝对接。在这里，并不是讲述者私心自用，他们有多少洞见，也就有多少盲区，反之亦成立。准确地说，同样是“近距离看美国”的方法，此前我们能望见的都是洞见，现在却轮到盲区登场了，时代的进程要对前一历史阶段的“审美”方法做个清算。

在历史的进程中，谁都不是无辜者，我们作为读者更要自我反省。我们只看到了我们想要看到的“美国”，对于不想看到的，就视而不见，其中的任性远非作者所能享有——某种意义上，“看见的”和“看不见的”也是不断变动的，如同黑屋子里的探照灯，我们能看到什么，视乎操控者把灯光转向何处，没有阳光普照这回事。前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看不见的美国》，收在其市场号召力巨大的系列“译文纪实”中。书名原题是Hidden America，这题目就很值得玩味，“美国”就摆在那里，是谁把这个庞然大物的某些器官给“隐藏”起来了？为什么此前“看不见”呢？为什么现在要“看见”呢？为什么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还有“没看见”的，甚至是不是还有那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看见”的？简言之，“看见”背后也隐藏着政治学。在此意义上，我们一定要警惕那些起名叫《看见……》的书，因为所有的“看见”严格说都是虚假广告。如果不首先交待作者之镜头在光影之间是如何操作的，那么“看见”就未必是“启蒙”，也可能是遮蔽、掩盖或议题操控。

在呈现生活的复杂时，文艺工作者往往敏感又敏锐，反而是学院派后知后觉。《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就已经道出纽约客对纽约的爱恨交织：这里既是天堂，也是地狱，但这并未妨碍北上广的精英们当年“千万里我追寻着你”。第一集，在蜗居的地下室里，郭燕对王起明说：“我隐隐约约有种感觉，这儿的很多事情，跟我们过去想的不一样。”回到1990年代初，家住北京三环路内和平里的大提琴手，他们从前是怎样想象纽约的，脚踏实地之后又发现有何不同？没过多久，在“湘院楼”刷盘子时，王起明就被上了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第一课：“这里是有钱就是爷，没钱就他妈的是奴才”，但为什么我们当年只看到了钱能使人自由，却没有领会贯穿其中的主奴辩证法呢？又是谁给我们披上了这个“无知之幕”，让剧中人以及我们都相信，大幕揭开后，我们一定是先富起来的，是王起明在发达后所说的“爷”？“格陵兰公司”开工的前夜，王起明关起门来。也许首先他需要说服自己，于是做了一番论证“剥削与被剥削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就职演说。这个论证是这样展开的：他创办了这个公司，所以是“家长”，是“爷爷”；工人们是来打工的，所以“只能是孩子”；工人的“美德”就是“要本分，当孙子”，这样才能“让我成为一个像样的爷爷”。这个爷爷和孙子的关系怎么能维系呢？道理很简单，如王起明所言，“谁愿意失业？没人愿意失业吧”。当年的“孟晓骏”正畅想着诗与远方，他们不会懂这样的“辩证法”，但对于活在当下的我们，这一切如“996”一样都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苟且。整部电视剧，明明讲了一个妻离子散的伦常“悲剧”，主人公的命运如郭燕在酒醉后所言，“我变不成美国人，也早就忘了中国人是什么滋味了”，但为什么我们当年看到的都是花花世界的解放和自由呢？说到底，还是时候未到。

回到《中国合伙人》里，老教授没有同“孟晓骏”将辩论进行下去，也许他知道，你永远无法说服一个愿意相信的人。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看世界的角度和方法，取决于他们三观形成时遇到何种激情燃烧的岁月。看《上甘岭》长大的孩子，同青春期到电影院看《黄河绝恋》的，眼中的美国以及世界不太可能一样。为什么今天重看《北京人在纽约》，我们能发现很多隐藏剧情，从前满眼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现在却洞悉出其间的压迫、冷漠、扭曲和荒诞，剧中人以为他们挣脱了一个权力蔓延至末梢的规训社会，最终却发现，外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监狱……变的不是剧本，也不是美国，而是我们自己，是人心，是生活教会了我们，让我们不再如1990年代那样对外面的世界无知无畏。

这么说来，这届的年轻人，如要认识一个更真实的美国，就要检讨这些年来文化精英所营造的美国观，尤其要从旅美观察笔记的叙事体中跳出来，意识到“近距离”视角反而容易造成井蛙效应。至于怎么做，首先就是要做新时代的“孟晓骏”，要学会质疑，问一句“您是从书本里看来的美国吧”，更要理解任何书本以及叙事背后都有“看见”的政治学。在此意义上，贸易战，“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来得正是时候。自此后，若继续固守“孟晓骏”的美国梦，以美国模式作为普遍的道路以及历史之终结，只能越来越苦闷并显得过于天真，只有解放思想者，才能轻装前行。

又一次，我们到了《中国合伙人》所刻画的那个代际交接的时刻，旧观念已经摇摇欲坠，在新一辈的年轻人看来，它早已失去了前40年那无往不利的道德感召力，是时候辞旧迎新了。

《中国合伙人》剧照

三

我们这一辈“八零后”，学术人生都是读“孟晓骏”的书长大的。

这些旅美先行者是怎么讲美国的，又是怎么以美国为模式去规定一个理想社会，宣告历史终结的，是跨世纪大学生当年的“启蒙”核心文本。那些年，我们在这些书中“走遍美国”，渐渐遗忘了要做歌里唱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满心想着向美国学习。在“改革春风吹满地”的岁月，检验改革是否成功，一个实践中的标杆就是美国，而所谓改革，在某些人心中，就是要把美国的今天变成中国的明天。其中当然有反复，整整20年前的1999年，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让我们这代年轻人眼见什么是霸权和欺凌；但很快，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更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所处的历史进程。在那个网吧互联网的岁月，我们这一代的文化偶像在网络空间高呼“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那声音自是回肠荡气，“河殇”的心态又一次还魂，要等到2008年北京奥运前后才退出历史的舞台。

法学，作为一个在改革时代重建的学科，知识上的对外开放，既有必要，也是必需。其实，我们根本不用留学，在国内法学院读书，同样是喝洋墨水长大的，成长于欧风美雨的润泽中，法学研究的议程以及学者的思考路径，也早已得到了浇灌，栽下什么花儿，就结出何种果实。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讨论外国法的某某制度并追问其对中国的启示，这种硬性碰瓷的写作，是中国法学界最常见的套路。读一读这些年法学院的毕业论文，由此检阅法学教育流水线的成品，所谓像法律人一样去思考，大概第一条就是追问外国法对我们的启示，以中国为病人，以西方做医生，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