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回到中美问题上，似乎不仅仅是特朗普，美国国会中两党不少议员都支持了对华强硬政策，这是否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整体性的对华敌意的上升？

董云裳：在贸易谈判破裂之后，我的确听到人们开始谈论此类话题。我并没有感受到美国整体上对中国有什么敌意，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美国在各种不同的问题上对中国的反应，美国在那些问题上遇到了些麻烦。人们在把自己的问题表达出来，比如说在国会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立法等等。国会还会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召开听证会。比如说今天就召开了一场听证会来讨论与中国有关的科技问题以及网络安全、网络攻击等问题。

美中关系太过复杂，有很多事情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同时发生。当一个美国议员要解决一件事，另外还有50个问题亟待解决，出现这种局面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敌意或攻击态度的展现，但其实并非如此。他们所针对的对象并非中国这个国家，而是希望解决与中国有关的各种问题。问题有很多，比如网络安全问题、侵犯知识产权问题、美国公司的中国市场准入问题、人权问题等等，美中关系的问题分布十分广泛。

我此前曾经提到过，由于特朗普政府过于关注贸易问题，他们对美中关系没有一个整体的框架或整体的战略。各个领域的人都在自己的层面提出与中国之间的待解问题，没有人在其中对此加以组织或协调。

观察者网：但美国国会最近还是通过了并不具备约束力的《台湾保证法》。您曾在台湾地区学习汉语，是否依然关注那里的政局？您如何评价各个政党及即将到来的选举？台湾政坛的状况对中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

董云裳：我是上世纪90年代末在台湾学的汉语，不过我最近的确去过台湾，那是5个月之前。我在台湾跟一些人就政坛形势进行了沟通，我其实并没有太紧跟台湾政坛的发展动向。不过我注意到，很多台湾人对地方选举投入了很大热情。台湾最后一场地方选举结束之后，我到了台湾，一些地方县市首长的职位有了变动，民进党失掉了很多地方的行政首长席位，人们将这次选举视为台湾社会对民进党执政表现进行评价的一次“全民公投”。

人们认为选举结果与岛内经济以及岛内社会其他的一些具体情况有关，台湾老百姓对民进党当局在那些问题上的表现很不满意。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已经在民进党势力强大的高雄击败其民进党对手当选为高雄市长。对于明年1月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在我看来，形势似乎已经变得有些难以确定。

我想海峡两岸的关系又到了一个有些紧张的时刻，但我个人认为，维持台海现状的稳定，维持北京、华盛顿和台湾之间三角关系的现状是没有问题的，这一三角关系是非常具有韧性的。我认为美国政府包括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很清楚，美国的对台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无论在即将进行的选举中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应该有能力对其进行管控，应该有能力确保局势的稳定。

观察者网：“一带一路”是另一个牵动中美关系大局的话题，您曾在电视节目Intelligence Squared中就“一带一路”进行辩论。根据您对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了解，您认为它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之间有什么差异呢？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董云裳：实际上，我在Intelligence Squared节目中赢得了那场辩论。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与我在辩论中配合得非常好。你知道，在电视辩论节目中，双方的观点是对立的，因此双方的立场表述都是有些极端的。不过我在“一带一路”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它是一个商业计划，其中的信贷使用的是商业贷款利率，因此所有项目其性质都应该是经济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如果是经济性的项目，那么就是说得通的，完全没问题。

我从中国方面听到了很多关于“一带一路”的不同解释，不过我相信它是一个由政府推动的计划，而且大多数商业信贷都用于中国所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那些项目基本上都是符合可行性研究和可持续性标准的。不过美国政府更倾向于确保进入高风险国家的美国私营企业是安全的。

你知道，“一带一路”中的一些项目，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在高风险国家，不过的确有一些项目是在高风险国家的。美国公司不会进入这样的地区进行项目建设，除非其投资风险能获得有效的降低。

所以说，美国计划的特点在于，美国会为美国私营企业提供保障以鼓励其参与国外的项目，它不是一个政府支持的计划，也没有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所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我们的计划里面很少有政府资金参与，更多的是私人资本进行的投资。美国政府只是提供某种安全上的保障，而且美国政府还鼓励美国公司与来自中国、日本等国家的公司进行联合投资。所以说，美中两国的计划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不过我注意到，中国方面最近进行了一些调整，然而我仍然坚持自己在Intelligence Squared节目中的观点。我不太赞同由政府出面让企业去高风险国家参与那些未必可行的项目。不过我看到中国正在进行一些改进，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观察者网：最后想请您展望一下美国未来的外交风格，能决定美国未来走向的年轻一代职业官员们会是什么样的？目前两党分裂局面很明显影响了美国国家利益，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否会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

董云裳：的确，这是一个关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该如何化解美国国内已经非常突出的政治鸿沟和矛盾。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对外政策已经受到上述两党矛盾的绑架。我们还能回到过去那种两党在对外政策上存在共识的时代吗？

我刚才提到过，将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是美国人民的一种观念，即美国在全球享有一种主导地位。可是如果我们在对外政策上自己内部的观点都是分裂的，我们就无法继续在国际社会中保持那个主导地位。

我想，美国年轻一代的政治家还没有让自己的声音被大家听到，至于他们是否能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做到这一点，我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角度。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在外交政策领域表达太多观点。这些年轻人可能会在科技政策、全球化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可能会对美国政治在上述领域的走向产生影响。

我希望美国年轻一代政治家有助于弥合极化的美国社会的各种分歧，让政治光谱两端的人们能互相理解，以共同促进美国在世界上继续扮演好自己的领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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