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统万斯近年来作为右翼民粹主义的领军人物，对美国大学发起了一系列最为猛烈和持久的攻击。他最引人注目的论调是引用尼克松与基辛格的私下谈话——“大学是敌人”。早在2021年11月奥兰多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保守主义大会上，万斯直接以“大学是敌人”为题发表了极具挑衅性的演讲，系统性地对大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此后一直在不断重复有关论点。其主要观点包括：

·如果我们要实现我们的政治目标，我们就必须诚实且激进地攻击这个国家的大学，高等教育是“敌对机构”。

·大学传播的不是知识和真理，而是欺骗和谎言。

·大学教授和管理层通过“取消文化”（观察者网注：Cancel Culture，即通过社媒抵制形成舆论压力）惩罚和边缘化持保守主义学术观点的学生和教职员工。

·推动人人上大学的社会目标纯粹是大学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而联合财阀制造的骗局，这种体制正在加速破坏美国底层工人的饭碗，加剧了阶级分化。

2025年5月及2026年8月5日至9日，在福克斯节目及白宫消除欺诈任务组高级别国会圆桌会议上，万斯对大学的攻击再进一步，大学的问题不仅仅理念问题，而是严重刑事犯罪，具体观点有：

·各大高校内部存在严重的“自由派偏见”和“显性种族歧视”。

·要么配合政府彻底铲除DEI（多元、平等与包容）办公室，要么就继续高喊法西斯并被时代彻底淘汰。

·美国精英大学向年轻学生兜售虚假承诺，让他们背负重债却没什么职业前景。

·数年来美国顶尖大学通过“虚报间接成本”以及“骗取意识形态导向的研究资助”，从美国纳税人手中榨取了数以百亿计的资金。

·以“反欺诈”名义永久断供，把针对高校的科研经费削减和财务审计定性为“反腐败与反欺诈”行动。

为什么万斯如此痛恨美国大学？毕竟他是一个乡下人，因为精英教育（耶鲁大学法学院）才实现阶层跃升。实际上，看一下万斯2021年与右翼作家墨菲（Jack Murphy）访谈时的一段话，就能很好理解他为何如此激进地攻击美国大学，以及这次所谓科技教育革命背后的真实目的。

“我们应该夺取左翼的机构，并反过来利用它们来对抗左翼。我们需要一个‘去复兴党化’项目，一个‘去觉醒化’项目。基本上，我的策略就是解构左翼的制度，重构右翼的制度。这非常艰难。参与的男男女女们，将需要难以置信的勇气。但我看不出还有其他出路。”

这段讲话对于理解万斯极为关键，万斯反大学立场不是“文化批评”，而是一场系统的“去左翼化”政治工程。夺取左翼的机构（seize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left），去复兴社会党化计划（de-Baathification program）——借用伊拉克战争后清洗萨达姆复兴社会党（Ba'ath Party）成员的“术语”，让左翼去制度化，让右翼再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e the left, reinstitutionalize the right）。

这非常直白地暴露了万斯的真正目的，这是右翼要对美国大学进行系统性清洗与重构，或者说政治清算，不是大学不好，而是大学必须是右翼掌权。最重要的是，万斯在最后说道，这需要难以置信的勇气，但是我看不到还有别的什么出路（But I don't see another way out）。这表示，清洗美国大学没有退路，是右翼政治的必然选择。

“敌基督”理论树结的果

《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与《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这两份教育科技领域的革命文件是由同一个人撰写的，他就是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而克拉齐奥斯和万斯是师兄弟，背后站着同一个人——硅谷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

克拉齐奥斯在进入政坛前长期是蒂尔的幕僚长兼高级助理，万斯则是蒂尔的世代级赌注（generational bet），蒂尔在他身上的投入，绝非简单的普通政治捐赠。

早在2011年，蒂尔在耶鲁法学院做过一次演讲，这场演讲被当时在场的万斯称为“在耶鲁期间最重要的时刻”，蒂尔论述了“精英阶层的成就竞赛（内卷）”与“技术停滞”，以及DEI等大学的新意识形态是精英们在“技术停滞”后内卷的装腔作势的装饰。这是一次万斯精神上的重生时刻，把他过去的观念彻底抛弃，至此，就拜服在了蒂尔门下。

2016年前后，蒂尔为万斯的成名作《乡下人的悲歌》写了推荐语，这本书为当今美国社会保守主义的回归以及排他性民族主义的崛起，提供理论和文化上的合法性辩护。

2017年，蒂尔聘请万斯加入其投资公司Mithril Capital，他正式成为蒂尔的“自己人”。2021年，蒂尔在海湖庄园将万斯介绍给特朗普，这应该是万斯政治生涯中最为关键的一推了。

为这两份报告提供底层逻辑支持的核心理论著作是《科技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Tech），作者卡普也是蒂尔科技右翼圈子的核心人物，是蒂尔创建的Palantir公司（主要服务于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平台软件公司）的高管。

《科技共和国》是这两份科技教育革命报告的前置宣言，《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是宣言后的具体制度落实，把宣言中的理念从书房送进了白宫总统办公桌。

《科技共和国》批判硅谷把最聪明的头脑浪费在“照片分享、社交媒体平台、广告算法、购物网站”上，而回避了与五角大楼的合作。这一批判直接源自蒂尔2019年在《纽约时报》的著名控诉，蒂尔当时痛斥谷歌在终止与国防部“梅文计划”合作的同时，却在北京无声地开设AI实验室，实质上是在协助中国的军民融合。这应该就是科研要聚焦国防硬科技的源头了。

卡普主张重建科技公司与政府的合作关系，让科技巨头不再回避与五角大楼合作，并毫不掩饰地主张Palantir这样的公司有责任支持美军，“积极捍卫西方价值观”和“西方生活方式的优越”。显然，这一立场背后是鲜明的技术民族主义，科学技术必须有国界，技术应当服务于国家力量，而非全球主义的市场逻辑，这同样也是美国科技教育革命要进入“战时体制”的先声。

卡普呼吁建立"科技共和国"（Technological Republic），一个以硬实力为基石、以软信仰为纽带的政治共同体。其具体主张包括：科技精英进入政府；政府像科技公司一样运行，引入工程思维（目标导向、快速迭代、结果说话），AI、量子不是商业产品，而是国家硬实力的新基石，过度强调DEI多元包容和政治正确正在瓦解西方社会的凝聚力。可以说，《国家安全科学与技术战略》与《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核心观点基本全盘来自于《科技共和国》。

《科技共和国》毫不掩饰地主张“西方的崛起靠的不是思想或价值观的优越，而是在有组织的暴力运用上的优势”，并支持AI武器化。《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则把国家的命运和与中国竞争的胜败押注到了AI上面。

卡普认为美国的精神空心化导致了美国使命的空心化，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明史”课程从美国大学消失后，整整一代人失去了对国家使命和共同目标的感知。他将美国科技教育的问题上升到了美国文化和文明的高度。

2026年6月，万斯出版了他的第二本重磅作品——《圣餐：寻回信仰之路》，这本书与《科技共和国》呼应，进一步将美国的问题引向了文化和宗教维度。他宣称，“我最大的恐惧不是死亡，而是我们继承了一个伟大文明，却在慢慢让它失修”，然后进一步将“美国危机”定义为基督教文明与世俗全球自由主义之间的文明冲突。基督教的衰落让他们失去了共同的道德语言。

最后，他从信仰叙事延伸出对策思路，主张将天主教社会思想与国家保守主义路线深度结合，

市场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对“右翼崇拜市场”的修正；国家有责任保护家庭与共同体，这是对“左翼自我放纵的修正”。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传统右翼的小政府和市场化理念，否定了左翼DEI等“进步主义”理念，为他的新型美国举国“战时体制”提供了依归。在他眼里，科技教育革命就不再只是政策如何选择，而是“文明能否自我延续”的大问题。

相比之下，恩师蒂尔的“敌基督”理论恐怕才是这类文学-神学-文化理论的集大成者。蒂尔多年来一直在宣扬这套理论。在基督教正统神学里，“敌基督”（Antichrist）指末世时出现的伪弥赛亚，它冒充基督、以救世主姿态降临，但最终目的是反对基督、建立极权统治。

蒂尔借用了《圣经》末世论框架，“敌基督”在他眼里的现代化身就是那些满口和平、环保、伦理、安全，并试图通过全球化、多边组织来统一管理、严格监管科技发展的“仁慈管理者”。

显然，他口中的“敌基督”是一种世俗制度的隐喻。比如科学界的伦理审查委员会、AI法案、巴黎气候协定，以及诸如通贝里这样的环保活动家，都是“敌基督”军团的一部分。他认为，这是现代科学停滞和西方文明衰落的根源。

为此，他提出的道路是“国家能力自由意志主义”，蒂尔把传统神学阻止“敌基督”显现的“圣灵”这样的拦阻者（katechon）替换为“帝国与美国技术能力”，美国作为“拦阻者”必须具备强大的技术动员能力就有了神学赋予的所谓“正当性”。但这必须由爱国技术精英主导，而非传统的官僚体系。

绘画《1531年：斯特拉斯堡上空的天界骑士、城堡与军队》 《奇迹之书》

蒂尔引入“敌基督”与“拦阻者”这些宗教层面概念，“宁红勿死”（Better red than dead）的决绝，不由让人隐隐觉得不安，因为不得不使人想到这是美国版的“圣战”，他有“敌基督”的定义权，还有“拦阻者”的解释权，等于可以随意虚构敌人，再以“拦阻者”为名建立他自己方便行事的“战时体制”。

一旦对方被神学化为“敌基督的铺路者”，政策辩论中的妥协与共识就变得不可能，因为任何妥协都被视为与邪恶合作，它不仅提供了政策方向，更提供了让政策方向不可辩驳的神学盔甲。

以理论“大师”蒂尔的神学理论重建美国文明叙事，从文明危机的角度提出了革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万斯作为他的衣钵弟子不遗余力长年攻击大学，并要对大学为中心的科教体制进行清洗式革命，改以白宫和硅谷风投为中心搞科研和教育，这些必然要遭到美国大学和建制派的拼死抵抗。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在挖美国知识生产体系的根，在摧毁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声誉与全球人才吸引力。

违背美国个人主义传统基础上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科研教育“战时体制”恐怕也走不远。因为，无论如何，这个战争根本就是他们虚构的，强行进入“战时体制”不得人心。更重要的是，科技教育竞争，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征，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决战。执意寻求决战，通常是失去耐心后的冒进与昏招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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