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上涨与货币购买力下降是硬币的两面：前者是就供给方的定价而言，后者是就需求方的购买力而言。对于就业市场而言，物价上升也就是岗位标价（更高的学历或者更好的学校）提高了，例如，原来只需要本科毕业证的岗位，现在“价格”上涨到需要研究生毕业证；而购买力下降就是大学毕业证书能够购买的就业岗位机会减少，或者可购买岗位质量下降，例如部分大学毕业生只能“屈尊”至原本仅需高中生的岗位。

文凭通货膨胀又会导致学历“军备竞赛”和“文凭主义（credentialism）”盛行。所谓军备竞赛，是指个人提升学历不再是出于对知识的内在需求或目标岗位的真实需求，而是为了在岗位争夺战中超过竞争对手。更糟糕的是，学历军备竞赛不断升级，考研、读博不再是为了科研，而是为了竞争工作机会，这对个人而言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对社会而言造成了极大的人力资源浪费，教育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

宏观上，教育的目标是提升国民整体素质，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内容；微观上，高等教育有助于提升个人的视野、知识和学习能力，从而增加个人的就业选择。大学文凭曾经所拥有就业市场竞争优势（即“大学生溢价”，graduate premium）是通过剥夺或减少他人受高等教育机会而获得的，这并不公平，也与国家的宏观目标冲突，只能是一种阶段性而非常态化的红利，个人必须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常态。

事实上，文凭价值的下降反而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正面价值：促使更多大学生脚踏实地地学习，而不是坐等毕业。正如经济发展需要温和的通货膨胀，某种意义上文凭通货膨胀也是无可避免的，但恶性抢购导致的通货膨胀则是有害的。

特朗普掀起了反文凭主义

生产大学学历只需增加高等教育投资，而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则困难得多，因此，高等教育往往超前于社会需求。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疫情开始以来，从美国联邦政府到各地方政府，掀起了一股“反文凭主义”的潮流。

1960年，美国人口中大学生的比例只有10%，今天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1/3。仅仅30年时间内，美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已经翻番。美国作为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已经相当成熟，鉴于此，这样的速度显得格外惊人。

大学生增长过快，导致了就业难问题：上世纪70年代，出租车司机中大学生的比例不到1%；40年后却超过了15%。整体上，1/3的大学毕业生处于不充分就业、“大材小用”的状态。

1970年和2010年，出租车司机、消防员等职业中大学毕业生人数占比（作者供图）

仅美国联邦政府而言，最近30年内，政府工作人员中高中学历比例就从30%下降到12%左右，而研究生以上学历从不到15%增加到30%左右。2020年6月26日，特朗普签署了反文凭主义的13932号总统令（正式名称为“现代化及改革联邦政府岗位评价与招聘”），打响了反击文凭主义的第一枪。

联邦部门中硕士以上学历人群占比显著上升（作者供图）

总统令称联邦政府招聘过于依赖文凭（degree-based hiring)，对于只有高中学历以及没有能力读大学的低收入人群等潜在候选人并不公平，也不利于政府找到最合适的人选，要求联邦政府建立更具包容性（inclusive)、以岗位需求为驱动力（demand-driven)人力资源体系，以能力导向（merit-based and competency-based)取代文凭主义，所有机构必须在120天内重新对岗位进行分类并明确学历要求，除非有特别的法律规定或专业要求，一般不得要求大学以上文凭。

特朗普可能不会想到，这会是他下台后，除了继续妖魔化并遏制中国的政策外，民主党政府少数愿意继承的政治遗产。2022年11月30日，奥巴马在参加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再选造势大会上，敦促各州取消对政府岗位招聘的大学文凭要求；今年3月19日，他又发推特称，各州应该取消不必要的大学学历要求，将高薪岗位向更多人开放。拜登在2月初的国情咨文中，也大肆吹嘘他臭名昭著的“芯片法案”的成果：英特尔公司在俄亥俄州建立的新半导体工厂预计需要7000名建筑工人，建成后还要招聘3000名生产工人，这些工人平均年薪达到13.5万美元，而这些岗位大部分不需要大学学历。拜登试图通过强调这一点，拉近他与底层工人的距离。牺牲美国纳税人的公帑和其他国家的利益以补贴少数美国工人的不道德行为，在“美国第一”的大旗下变得那么理直气壮。

奥巴马的推文（作者供图）

除了联邦政府，各州政府也在纷纷跟进。共和党治下的马里兰州率先在2022年年初宣布取消政府大部分岗位的文凭要求；共和党治下的犹他州随即跟进；拜登讲话3周前，民主党治下的宾州也宣布了同样的政策；不久，共和党治下的阿拉斯加州也“有样学样”。

特朗普最善于了解选民需求，他清楚地知道，白人中的低学历人群（所谓“红脖子”）是他最大的支持群体，因此他必须成为低学历人群的政治代言人。民主党同样也有自己的算盘：黑人和拉丁裔中低学历人群比例高，而他们是民主党的大票仓。究竟能有多少初中生或者高中生进入政府工作，恐怕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态度就是站队，站队才是政治上最重要的。

文凭确实不能说明一切，但是否有更公平、合理、有效的方法来判断一个人能否适合这个岗位，恐怕仍需商榷。这些政策究竟能起多少实质性作用，更有待时间检验，毕竟招聘不仅是招聘能符合岗位需求的人，而且是从候选人中选择最好的人选，选择60分的合格候选人就是对90分的优秀候选人不公平，换句话说，招聘不仅是一场资格选拔，而且是竞争性资格选拨。

从世界范围看，大学生是否过多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而取决于能否与发展阶段相适应。青年人就业难是一个世界现象，其本质是一个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尤其容易染上此病，中国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这一规律的约束。

问题的解决既需要供给侧（高等教育）实行结构性改革、培养更加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也需要需求侧的发展跳过中等收入社会的陷阱，唯有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发展水平，才能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唯有不断升级产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提供足够多的高技术和管理岗位。民营经济和民营高科技企业提供了超过80%的就业机会，因此发展民营经济是解决青年就业难问题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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