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至少公文交流还是要尽可能排除草书，甚至行草。公文涉及的事务往往重大，很难容忍对文字或文字编码，甚至标点，存有含混误解，[19]有时甚至不容忍因辨认不清造成理解和行动的延误，如对军令或其他紧急情况的处置。这意味着，更个性化、更难辨认的草书，对于这个大国的治理，对于全面参与国家治理的文字共同体的许多成员，使用价值有限。最多也只能容忍容易辨识的行书。就我查看的清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的御批手迹，全都是行书；而他们处理的全部公文奏折，字虽不漂亮，却全都是楷书。[20]现代例证则有蒋介石和毛泽东。我从互联网上查看到的蒋介石题词全是楷书，但他的公务批示全都是行书。毛泽东的电报文稿、批示，以及其他会向公众发布的题词，如“向雷锋同志学习”，以及“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等，都用行书，因为这是关涉他人的公务活动。但在书写自己或古人的诗词时，毛泽东几乎全用草书或行草。更抽象一点看，在全部现代公文中，上级常用行书批示和指示下级——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行书却较少见于下级对上级的报告公文。

毛泽东于1953年2月21日登洛阳舰时的题词

（图片来源：“文旅中国”百家号）

回头看，我们就会发现，也能理解所谓“天下三大行书”，不仅全是高官和政治文化精英的书写，书写的内容也都更多是出于个人情怀，因为远离国政和公务，也更能为文人士大夫所理解、欣赏和分享。他们的可预期受众是书写者各自时空中那些熟悉行书的政治文化精英，而不是当时还无法预期的大人物如李世民，或是与书法“渐行渐远渐无书”的前军人如我。行书取代了篆隶楷等正体，也取代了狂草，成为在政治文化精英共同体中流通性最高的字体，不可能只是偶然，更不可能是因为“天下三大行书”的艺术成就。

“天下三大行书”以及其他重要行书书写，无论是原作还是摹本、拓片，对文字书写共同体建构的贡献，并不只限于“书同文”。它们还共同规范了行书书写的主题和内容：更多用于表达和交流个人情怀的书信、诗、词和短文。它们，典型如王羲之的《兰亭序》及诸多唐人的摹本，无意间或许还规范了书写的整体布局，空间疏密关系，以及在非公文交流中被默许的率性，可容忍的错漏和涂改。当然，这里仍然有限制，包括在这种书写中，不能用楷书。我没法设想颜真卿以楷书写《祭侄文稿》，那实在太不伦不类了。因此，这种限制，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一种解放或自由。但这才是更有效的规训，这促使每个书写者，自觉分清公私事务，自主选择参照和戒律，自主规训。

时间会把这种令人不知不觉的约定俗成转化为美，转化为“艺术”，转换成书“法”。且不只有关行书。当界定了行书的实用边界后，至少在当时，也就界定了正体和草书的相应边界。当然，长远来看，边界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供人们不断侵蚀和修改，让后人创造新的习以为常。从汉字演化的进程来看，在众多字体中，从来是广义的行书挺身而出，勇于担当，然后以后有来者的身份，一再取代了其前辈正体。[21]

五

这也有助于理解，文字书写在现当代的变化，就发生在我的身边。

我上小学时，社会上用钢笔的人逐渐增多，但不少老派知识人仍习惯用毛笔。小学生用铅笔，便于使用橡皮随时修改错字；至少要到三年级才用钢笔。钢笔价格颇贵，最普通的“新农村”铱金笔，售价也相当于当时一个人一个月伙食费的十分之一。许多三年级小学生起初还用不起钢笔，只能用蘸水笔——类似欧洲昔日的鹅毛笔。一些爱炫耀的初中、高中生则会在自己上衣前胸口袋上插上钢笔，甚至多支，其功能或如今天的名牌“教练包”，招摇和炫耀的不仅是自己的知识和社会地位，还有自己的家境。那时没有硬笔书法。

随着教育日益普及，尤其是“文革”期间中小学教育普及，文字书写的社会意义不断增强。伴随着工业造纸数量增加，品质提高（钢笔在传统纸上书写，会“洇水”），钢笔日益流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借助既有的毛笔字楷书和行书传统，尤其是相关的字形结构，出现了所谓硬笔书法。前前后后，流行了可能有20年。

但这注定是汉字功能性书写的最后辉煌。硬笔书法兴起10年后，计算机出现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发明，中文输入法涌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计算机汉字输入就从理论上消解了持续数千年的，因个体书写引发的“书同文”难题。计算机汉字输入日益置换了成年国人的手书，书写的“书同文”功能消褪了。为承担这一功能的那个汉字书写共同体因此注定解构。一些书法爱好者努力将汉字书写升华，以“艺术”之名延续其辉煌。但“书”犹在，却无“法”了。计算机汉字输入是最严格统一的执法。持续两千多年的汉字书写群体及这个共同体的制度功能均日渐萎缩。具有社会默契的一些书写规矩（“法”）也坏了。不仅有了“丑书”——审美的分歧，更有2010年某省博物馆建成，一反常态，摘名家草书字为馆名，致使路人误识“博物”为“情妇”。路人的即时惭愧成就了地主的持久尴尬。[22]

王永民在1983年8月发明五笔字型输入法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网站）

真正的问题或许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摆脱“书同文”的制度功能后，文字书写的艺术性和感召力都看不出有所增加。由于手书的法／制度功能弱化，书法与广大文字使用者的联系进一步精简，各体文字，甚至各式手写体，都有了专门词库。手书的实用价值几乎消失。“文革”结束后，从上到下成立了各级书法家协会，包括硬笔书法，但书写者和书法的社会影响力日渐降低。不时会有书者，提着大桶墨汁，挥舞着扫帚般的巨笔，在大幅宣纸上，辗转腾挪；也有不少老人，沾着清水，在大片水泥地上，一笔一划，虽然稍纵即逝，也能自得其乐——正迈向更纯粹的艺术，也迈向非物质文化遗产。

最后还得讲两句，有关“地方性知识”，与开头呼应。知道有些具体知识是地方性的，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努力展示在当地哪些具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约束条件下，这种知识发生了，对哪些人或什么人，以及对社会，分别有何潜藏或显著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功用。学人应当能有条理且有说服力地展示，即便不全面，即便有偏颇，那也可能超越了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并非搏命固守的城堡；它可以成为，也应当成为士兵出击的前沿。

参考文献、注释

注释：

[1]《日本东山魁夷画选》，载《人民画报》1978年第9期。

[2]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Press, 1983, p. 118.

[3]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兰亭序三种》，上海书店1991年版。

[4]Michea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Press, 1984, pp. 76-100.

[5]何延之：《兰亭记》，北大文化书法网，http://shufa.pku.edu.cn/dfsx/1358441.htm，2023年4月20日访问。

[6]唐太宗离世前，向太子要求以王羲之的《兰亭序》随葬。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591页。

[7]李世民在位期为公元627年—649年。四位临摹者的生卒年分别为：欧阳询，557年—641年；虞世南，558年—638年；褚遂良，596年—659年；冯承素，617年—672年。

[8]费孝通：《文字下乡》，载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载《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0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载《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8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2页。陈梦家有同样的发现，见陈梦家：《中国文字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3页。

[10]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载《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0册，第99页。

[11]通说是秦朝蒙恬造笔，但《庄子·外篇·田子方》就曾提及作画，“舔笔和墨”。1954年湖北考古出土了楚笔。亦可见陈梦家：《中国文字学》，第124页。

[12]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it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217-219。韦伯从1909年开始撰写《经济与社会》，直至1920年去世前仍未完稿；该书于1921年首次整理出版。

[13]《睡虎地秦墓竹简》，“行书”“内史杂”，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61、62页。

[14]韦伯基于俾斯麦统一后仅60万平方公里的德国，或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已经形成的有统一文字的民族国家，谈论基于公文的理性官僚政治。在其伟大著作《经济与社会》中，韦伯居然完全不讨论，甚或是不曾察觉，法理型官僚政治的展开必须有“书同文”这一前提条件。因马丁·路德翻译《圣经》而创造出来的德语，被韦伯视为给定。其实，在任何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疆域超大的政治体／国家，“书同文”需要创世纪那种类型的无中生有的伟大创造和演进。

[15]王慧文：《认出一个字，最高奖励10万元！》，载《人民政协报》2023年1月7日，第2版。

[16]吴洋：《大雅重光——出土简帛〈诗经〉文献综述》，载《光明日报》2021年12月20日，第13版。

[17]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225页；琼瑶（词）、林家庆（曲）：《在水一方》。

[18]北宋宰相张商英酷爱草书，一次吟诗偶得佳句，提笔便龙飞凤舞。侄儿抄录时不认得，问他。看了很久，他也认不出自己写的那个字。惠洪：《冷斋夜话》，载《全宋笔记》第2编第9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19]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就有过这种事故。译电员把“一视同仁”译为“有所区别”，引发原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愤怒。查阅电报原稿后才得以澄清和平息。详见秦忠（口述）、秦亚平（执笔）：《走出烽火硝烟：秦忠回忆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0—401页；亦见《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120页。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皇帝御批真迹选》第1册（康熙皇帝御批真迹）、第2册（雍正皇帝御批真迹）、第3册（乾隆皇帝御批真迹），北京：西苑出版社1995年版。

[21]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1—13页。

[22]《郭沫若题“山东博物馆”，字体被多次调侃，书法专家要求换匾》，搜狐网，https://cul.sohu.com/a/687247118_121703841，2023年6月28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