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入侵的决定是由美国朝野上下少数新保守主义者推动通过的，他们成功说服了布什和副总统切尼，即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是一个致命威胁且很容易被推翻，这样做会在中东其他地方（可能还有世界其他地方）引发一波有利于美国的新趋势。

政府内部（如陆军参谋长埃里克·新关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和在野批评者的不同声音被忽视或被诋毁。政府靠发动一场欺骗性的公关运动赢得了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国会、有影响力的智囊团和媒体都站到了政府一边。

美国眼睁睁地走向崩溃，付出了巨大代价。

与此类似，特拉斯和科沃滕在意识形态上信奉“下渗经济学”计划，该计划的优点往好了说也令人生疑，而且该计划完全不适合英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他们不仅公开拒绝主流经济机构的专业建议，而且在他们提出富人减税计划和大规模支出计划时也没有给出预算详情。甚至，他们在宣布这些计划的前一周开除了财政部最资深官员汤姆·斯科勒。

他们蔑视正统思想并相信自己有正确解决英国经济困境的独到见解。于是他们也眼睁睁地走向了悬崖。

这个问题有解决之道吗？可悲的是，没有。

没有一种政府形式能完全避免政策失误出现，也没有一种预防措施是万无一失的。解决集体思维问题的最简单办法是在决策圈子中加入异见者（例如，一组“相反观点者”或某种形式的“多样化观点持有者”），但这仍然不能保证不同的声音会得到公平对待并预防决策者犯下灾难性错误。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的个别顾问曾警告他不要在1965年升级越南战争，但他仍固执己见。

决策团队应更多元化，政治体系应更开放化，这么做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决策团队可以就此永不犯错，而是政策失误一旦出现，这些政策会更有可能被纠正。（特拉斯在决策失误显现后决定微调其计划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有人可能会说她的行动仍不够大胆。）这是因为人类易于犯错，各种形式的政府都会犯错，他们有时真的很白痴。

但鼓励信息自由流动并接受新思想的政治体系更有可能识别出人类什么时候犯了错，也更有能力制定替代方案。因此，我担心美国外交决策机构仍保留了一些难以消除的正统观念，这个决策机构对质疑其决定的人仍带有攻击和边缘化倾向，还有就是它无法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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