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关税人的观点充其量也是过时的，它完全无视关税在上世纪30年代所起的破坏性作用。因为关税的催化作用，一场棘手的经济衰退变成了“大萧条”。第一，在上世纪30年代，就像我说的，关税战对“大萧条”起了催化作用，当时贸易占美国GNP的11%，而今天占的比例是28%。与当年相比，我们的经济更容易受贸易冲击的影响。第二，你们看到的是1930年5月5日的《纽约时报》截图，美国1000多位知名经济学家给当时的总统赫伯特·胡佛写了一封信，敦促他否决摆在桌子上的关税法案。胡佛总统和今天说“我比专家懂的多，我是状态稳定的天才”的总统一样，签署了法案。后来的事大家也都知道了。

我一直批评自己的国家，我不是要让中国逃避责任。中国有很多大家知道需要解决的问题，像处理生产力和供应侧的效率，国有企业改革，增长模式的债务强度，创新挑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而且风险在于，在关税和贸易限制上与美国针锋相对，你就会忘记你们那些有吸引力的国内议程。

我的建议是不要分心。美国的贸易威胁是严重问题，但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来说，上述问题要严重得多。处在自己的这个经济阶段，美国非常担心，它作为世界领先创新者的角色面临巨大的挑战。大家知道，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储蓄不足的经济没有国内的资金来满足国内投资，而国内投资对推动研发和创新至关重要。我前面给你们看过，在这方面，我们的储蓄不足非常让人担心。

而且，如果你看看这样的图表，它衡量的是所谓全球创新指数，中国正在趋同。美国把中国的创新挑战当成已经存在的威胁。总统的首席贸易顾问、前教授彼得·纳瓦罗就毫不含糊地说，中国正在威胁美国未来的新兴产业，而如果没有这些产业，我们就没有经济前途。这是非常深的、令人担忧的恐惧，事实上这是对的。争论的双方都存在着恐惧。中国显然担心美国正企图遏制它的发展和增长。美国希望中国改变制度，向西方的自由经济与政治制度看齐。

正像我说的，美国存在的恐惧主要是针对创新、科技和未来的繁荣。我对我们的走势不太乐观。我不想坐在这里，试着粉饰大阪（G20峰会）发生的事情。大家知道，他们握手是好事，但正像之前所说的，这个握手很苦涩，我不是很放心这种观点——认为我们正回到大阪峰会之前的框架。我不认为那是好的框架。有些人觉得，如果我们长久对抗下去，就会让人联想到另外类型的冷战。第一次冷战，主要是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而这一次主要是经济对抗。我希望不要这样。美国的主流观点是，我们擅长打冷战，我们第一次能打赢，第二次当然也会赢。

对此我只回应一个字：错。如果你看看美国今天的经济实力，再对比一下1947年到1991年那段时间，也就是所谓的冷战1.0版，你会发现，在所有三个指标上，GDP增速、储蓄，生产力，美国今天的效率都远不如从前。

如果我够聪明，我会怎么做？我认为这才是讨论会应有的主题，不要走回头路，你觉得大阪峰会让人感觉到了暖意，还是那句话，这种旧框架基本上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新的想法，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这群人可以做的。

允许我用我的以下想法，作为结束语。

第一，我们需要改善两国彼此的市场准入。最好的方式是我们交流了十年，如今却已经中止的框架——双边投资协定。中国有145个双边投资协定，美国有42个，全世界总共有大约3000个。一份双边投资协定，如果做得好的话——两年半前我们离这样的协定仅一步之遥——它能够消除外资占比的上限，不必须合资，这也消除了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如果有的话，虽然我不相信存在这个问题。我会承认这一点，但现在先不作考虑。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这个框架几乎建成，但我们却把它抛弃了。

第二，关于储蓄。中美两国都应致力于重大的宏观经济调整。美国需要有更多的储蓄，正如我之前给你们看的，也是曾培炎着力强调的。通过增加储蓄，我们可以减少对贸易逆差的天然偏见。这是我们从多边途径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唯一办法。中国则应该减少储蓄，我们知道中国的储蓄率在下降，但还应该下降更多，从而为社会保障网提供资金，鼓励国内的私人消费。

第三，关于网络安全。每个国家都有黑客行为，中国有，美国也有。网络安全不是一个双边问题，而是多边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不能展示共同的领导力，去建立一个有争端解决和执行机制的全球多边网络协议呢？就像我们在其他多边组织见到的那样。

最后，是大家的对话。我们曾经有过两年一次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后变成了一年一次，而现任政府只进行过一次对话。现在我们有晚宴或咖啡，有海湖庄园晚宴，北京晚宴，布宜诺斯艾利斯晚宴。在大阪也许是茶会，我不确定，我当时不在那儿。但我们需要一个更永久性的组织，来汇拢双方的专家，全职处理对双方都有重大意义、都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设置一位常务秘书，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接触框架。

（本文原载于微信号“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