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9月，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先生在香港举行的“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论坛上发表了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

（文/斯蒂芬·罗奇）

在今天的美国，而且越来越严重，有关中国的辩论确实被大量错误的叙事污染了。宏观层面有虚假叙事，结构层面也有虚假叙事。在许多方面，他们是受政治诿过游戏的驱使。

就是说他们想，他们倾向于让别人来为我们不愿解决，或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负责任。

30年前，我们专注于用诿过游戏把能源问题推给日本，对此，当时福田首相提过一个有趣的观点。现在我们又对中国做同样的事情。女士们，先生们，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让别人对我们本来能更有效应对的问题负责？在这样的讨论会上，有很多话是重复的，我也打算重复一些你们听过的东西，特别是从曾培炎那里听过的东西，但也许是换个角度来看。

我先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要点开始，这是我们本科生在上经济学入门课程的第二个星期就要教给他们的。就像曾培炎说的，投资必须永远等于储蓄，你不储蓄，又想有经济增长，那就只好从国外引入剩余储蓄，同时保持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来吸引外国资本。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经济理论。

伴随经常账户赤字，我们与许多许多国家有了贸易逆差。这是一个多边的贸易问题。

我们在耶鲁教这些，在美国每所主要大学都教这些。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一些负责经济政策的高级内阁官员，耶鲁大学没能教会他们这些知识。所以我认为，这是目前聘我的大学的一个明显不足。

这张幻灯片的重点是，这是整个国家的储蓄率，这条蓝线是用净额表示的净储蓄，去年还不到3%。这是我们的企业、家庭和政府部门留下来的，为我们的资本存量增长所提供的资金。基本上等于没有。因此，为了要吸引外国资本，从1982年以来，除了1991年，我们每年都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右边的虚线表示，在总统和国会2017年底采取的减税措施下，情况变得更糟。如果你觉得现在很糟，那好戏还在后头。

与我们有贸易逆差国家，去年共有102个，中国是其中最大的，占了商品贸易逆差的48%。最小的谁想猜猜是哪一家？反正是逆差。

是梵蒂冈。没错，我们对梵蒂冈也有精神上的贸易逆差，但那是另一回事。

这张幻灯片的重点是，如果我们不解决储蓄问题（而且根据预算赤字预测，也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些虚线部分，我们并没有解决），而且关闭与中国的贸易，中国的逆差只会通过贸易转移扩散给名单上的其他国家，只会转移给成本更高的生产者，这等于向美国公众收税。

因此，宏观经济显然是重要的部分，造成总统和国会日复一日的错误叙事。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2018年3月发表的报告，极尽详细，有182页，1139个脚注，这是美国对中国采取新进攻性政策的结构性要素。

它的内容是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移，采取掠夺性海外并购政策，吞噬无辜的美国科技公司。它认为只有中国在实行国家支持的产业政策，它还谈到网络黑客，以及中国通过非法网络手段，在工业间谍活动中扮演的醒目角色。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大部分内容来自知识产权委员会收集的证据。领导这个委员会的是两个知名美国人：就是洪博培和退役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

他们列出了一堆估计，说美国每年在知识产权上的损失有2000亿到5500亿美元，其中主要是因为中国。不管怎么说，我会看这份报告里的证据，我会看莱特希泽先生收集在这份详细报告里的证据：这些证据是不会被美国的法院承认的。它们根本是无力的。

就举个例子来说，强制技术转让，它是这场结构性辩论中引起争议的问题，指参与合资企业的美国公司被迫把它们的专有技术交给中国。

在301条款报告的第19页，这位美国贸易代表承认，他完全没有确凿证据来证明这种指控。相反，他靠的是从美国中国商会那儿得来的所谓证据，这些证据说明，一些公司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感到了技术方面的不安。但不堪一击的是，这些都成为口口声声说“我是关税人，我喜欢关税”的总统的根本性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