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热战还是冷战？

然而，如果没有任何协议达成会怎样？

或者达成一项无实质意义的微弱协议，而无法对持续分裂中美关系的棘手结构性问题产生实质积极影响，又会产生什么结果？

首先，尽管两国在中国南海存在摩擦，并且台湾海峡也不断面临紧张局势，但我仍无法认同某些人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为根据对中美发生热战进行可怕预测。现代战争的毁灭力让这种可怕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变得低之又低。

同时，我不得不承认，中美两国发生“冷战”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两国的经济模式存在巨大差异，竞争策略也将陷入长期冲突。

如上所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301报告》发起的控告中，将中国列为美国未来经济面临的生存威胁。尽管我的分析表明这些指控背后的证据都不甚可靠，但美国似乎执意要在这些方面继续推进——其中的许多方面对中国自身的长期经济战略具有关键意义。

当中美关系偏离轨道，产生生存恐惧的国家绝不只限于美国。

长久以来，中国始终对美国所热衷的“遏制中国”战略感到担忧，在这种战略下，美国会尽其所能地为中国的下一个发展阶段设置障碍。

尽管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又一次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担忧，但此举只是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战略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该协定将中国从其初始的12国框架剔除了出去）的后续手段罢了。这些措施对遏制中国发挥了示范作用，为今天更加成熟的遏制中国措施提供了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中国不会在其核心经济战略上让步，中美两个制度非常有可能长期斗争下去，由此而引发经济“冷战”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这种冷战与上一次冷战存在显著区别，后者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角逐。

不过，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近期的公开讲话中明确表达了对“冷战2.0”的担忧，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ank Paulson）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

值得注意的是，对美国而言，其目前的经济形势要比冷战1.0时期差很多，更难发动一场冷战。

在冷战1.0时期，美国自1947年到1991年之间的年实际平均GDP增长率为3.5%；相比之下，在过去五年间，美国的实际增长已经下滑至2.2%。

与之类似的是，在第一次冷战期间，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能够达到年均2.2%，而这一增速在过去五年间已经下滑至仅有0.8%的水平。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国内储蓄水平严重不足——净国民储蓄率在过去五年间只达到了3.3%，而冷战1.0时期的平均水平则高达8.8%。

储蓄水平的剧烈下滑将给美国筹资造成严重阻碍，使其难以对竞争力复苏所需要的物质或人力资本进行投资。

在二战后头四十年里，美国在与前苏联的竞争中拥有强大的经济优势。如今，如果美国选择发动一场同中国的类似斗争，那么它已不具备当时的那种经济优势了。

从许多方面来看，一场足以颠覆世界秩序的新冷战将会造成什么后果？答案在2017年1月时便已初现端倪。

当时，中美两国元首对各自国家在全球的定位提出了极具反差的观点。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在其就职演讲中表示：“保护（主义）将给（美国）带来巨大繁荣和力量。”而仅仅三天前（即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将适应并引领经济全球化。”

这些皆非空话。两国都根据这些声明朝着各自方向大力推进。

特朗普明确抵制多边主义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具体表现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并威胁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世贸组织。

中国的动作也十分明显，习近平通过以中国为中心的各项措施支持多边主义，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特朗普错误地认为，采取关税手段能够将制造业工作岗位带回美国从而“让美国再次伟大”。

然而，由于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份额已经从二战后的40%大幅下降至如今的8.5%——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变革和生产率提高——因此，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相比之下，习近平的多边主义旨在充分利用贸易自由化、全球价值链和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新承诺（希望如此）所带来的效率提升。这些理念更强调为全球经济注入共同发展的动力。

全球经济最不愿看到的是二战后世界秩序的瓦解，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被碎片化、货币战争和贸易战所取代。总的来看，只有美国和中国有能力化解这种风险。但两国也只有在同时具备雄厚实力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做。

相互依存的关系最终需要来自内部的力量和疗愈。

如果中美两国都致力于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和失衡问题，那么两国便有能力更好地解决彼此之间产生的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这意味着需要将巨大的储蓄盈余投入使用，帮助化解国内面临的挑战，从而继续聚焦再平衡和结构改革。

对于美国而言，这意味着需要解决国内储蓄的长期下滑，并将新增的储蓄投入到重建基础设施、制造能力和人力资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