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为2019年第二十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独家撰写的背景报告。报告共计一万余字，共分为六个部分。本文为第二部分。

4.从交易的艺术到让步的智慧

在美中两国敌对情绪不断加深的这段时期，达成解决方案的紧迫性是不言而喻的。

谈判技巧对于评估这一建设性成果可能带来的前景具有关键意义。特朗普总统曾自诩自己为“交易的艺术”家。

相比之下更具耐心的让步的智慧来代替交易的艺术则会摒除咆哮和恐吓。

让步要求双方在关键分歧点上各自给对方让出空间——如此一来，就会形成共同让步的局面，为双方达成共同承诺创造机会，从而创造出具有建设意义的前行道路，而不是因一方迫使另一方屈服而造成根深蒂固的敌对状态。

重要的是双方都要抓住这一让步的机会。

尽管抵达应许之地的方法有很多，但以下四个议题对形成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更具关键意义：

市场准入

经过十年漫长而曲折的谈判，美中双边投资协定（BIT）已经到了取得重大突破的临界点。

这要求双方共同做出让步。

一份强有力的双边投资协定将使两国双双受益，减少跨国企业在中美进行的国外直接投资所遭遇的所有权限制，从而真正消除双方分歧。

美国在中国坚持采用的合资企业结构——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性技术转让机制。

双边投资协定将使中国对美国注册资产的所有权得到扩大——这将对最近出台的一项法规的反华目的形成挑战，该法规旨在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在美国的监督权。

储蓄

两国需承诺进行负责任的宏观经济调整。

美国需要提高储蓄力度，扭转因为去年不合时宜的大规模减税而愈发脱离轨道的预算超支。恢复储蓄（而非税收）才是减少同中国或其他任何贸易伙伴之间贸易逆差的最有效策略。

与此同时，中国需要减少储蓄，利用其巨大的资金池对国家社会安全网提供资金支持，此举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可以减少居民因恐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并且还会加速由消费主导的经济再平衡。

网络安全

数字领域是“信息时代”的战场，2015年9月奥巴马总统和习主席达成的协议显然不足以平息由网络间谍、黑客和其他相关破坏行为引起的持续紧张局面。

同贸易失衡一样，网络安全也是一项全球性问题，同样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加以应对。同样地，双边解决方案无法解决全球性网络安全威胁。

美国和中国应发挥模范作用，携手制定全球性网络协议，包括网络入侵的集中应对、攻击削减目标以及一个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

对话

两国元首继马阿拉戈俱乐部、北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又将再次会晤，这将产生非凡意义。这些会晤促成了更多的正式合作，如“中国战略和经济对话”。

但这些举措都是不定期的随机事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设立一个永久性秘书处，参与两国的专门合作措施，来解决共同关切的关键性政策问题（包括数据共享、联合研究、公私对话以及一个中立地点），将远比上述举措更具实际意义。

截止本文撰稿时（2019年3月6日），外界不断传言，两国元首即将在三月底签署美中两国的一项待定协议。

为了表示对这种结果的诚意，特朗普总统宣布暂停此前在三月一日威胁要对中国进一步施加的关税。不幸的是，此项协议的轮廓并不十分乐观。

如上文所述，此举的重点在于缩小美中两国的贸易逆差——试图通过双边政治修复方案来解决一项针对多边经济问题。

传言称，两国有可能采取“框架性方法”来处理所谓的结构性问题——聚焦七大问题的单独协议：农业、服务、科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和货币。

值得一提的是，该表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的讨论范围十分吻合，只有一项议题除外：该表出人意料地纳入了货币问题。

诚然，中国货币在最近数月内的确因经济下滑而略有贬值。但人民币广义贸易加权指数（按实际价值计算）自2018年5月以来仅仅3%的下降与2004年末以来51%的增长相比便显得微不足道了。

由于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在2007年达到其顶峰后（相当于GDP的9.9%）便几乎消失，因此货币操纵已是一种“过时指控”，对解决美中争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至于双方如今为何将该问题提到如此高度让人十分费解。

而这便来到了我对当前谈判目的的最大担忧。

双方似乎都可望达成一项引人瞩目的协议，两国都在关注非常简单的问题——双边贸易和货币——而不是将关注点放在它们之间真正棘手的实质性问题。

对任何一项协议的最终效果进行评估时，采用上述四个重要议题对进展情况加以衡量具有重要意义，即市场准入、储蓄、网络安全和对话。

一项无关痛痒的表面协议无法修复去年以来美中关系遭到的严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