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过这8年的经济增速下行，持续地努力化解前期形成的种种失衡；时至今日，转入新增长通道的机会已经出现。有钱：因为储蓄率还处于高位；有物：巨大的过剩产能和迅速扩大产能的超强能力；有市场需求：大约10亿农民及低收入阶层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巨大消费潜力；有投资机会：习主席五大发展理念中蕴含的基础性战略性资产积累以及规模超大的民间投资能力；有中国梦的呼唤，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百年目标，服务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多少天文量级的超级工程等待建设，还有多少科技与产业的处女地等待开拓！基于这些，我国未来一、二十年中再创新一轮的“中国奇迹”，实现高质量前提下的7%以上速度的长周期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实现高质量快速增长的关键在于：①用宏观-战略投资推动国家基础性、战略性资产积累和经济结构升级；②用货币供给双轨制为核心的宏观金融保障宏观-战略投资所需要的长期资本；③用货币理论的创新探索形成社会主义的功能货币论，为中国央行的人民性与资产重组提供思想基础。

下图总结了宏观金融与高质量增长的整体逻辑：

一、资本积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把扩大再生产（即经济增长）归因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包含了不变资本（ΔC）即生产资料、可变资本（ΔV）即劳动力这两个部分；技术进步则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ΔC/ΔV）的提高。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简单表达是：Y=F(K,L,T)，即增长是资本、劳动、技术这三大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可见，在运行层面上，现代新古典增长理论和马克思的增长理论并无不同，区别在于对三大要素的性质及背后的决定机制的理解不同，在于对经济制度与增长过程的关系的不同理解。

可以说，就供给侧而言，马克思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共识是：经济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取决于生产要素（即生产性资产）积累的速度与质量。

从需求侧看，通常讲投资、消费、贸易顺差这“三驾马车”；但深入一步，则可知投资在短期是需求，长期中投资完成后又变成了资产与供给能力的增加，而投资增长与结构还受到制度的影响；贸易顺差呢，则取决于宏观资产结构上的国际竞争力；至于消费，严重依赖于收入分配，也即依赖于包括产权，税收等制度状况。总之，从长期看需求侧的三驾马车，仍是由投资与资产结构和制度安排所决定的。

简言之，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与制度条件下的生产性资产的积累！

2020年5月8日，河北省雄安新区，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在濛濛细雨中紧张施工 图：东方IC

二、基础性战略性资产是生产性资产体系的“底盘” 

一国国民经济的生产性资产可分为企业级资产和国家级资产两个大类。前者是企业拥有的土地、厂房、设备、劳力等生产性资产；后者则是企业级资产之外的其它资产。其中，关键的是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必需的基础性、战略性资产，具有以下八大特征：

1)  超大规模：这类资产形成通常要天文量级的投资；

2)  超长周期：通常需要十年以上的建设周期和更长的回收期；

3)  超高不确定性：包括自然、技术、社会、国家安全多种维度的不可控因素；

4)  超低收入排他性：即有公共品属性，资产性收入不易被投资者享受；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难于保障；

5)  外部性为正：这类资产可以惠及项目之外的地区、产业以及全社会；

6)  跨期边际收益为正：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随着经济增长及人均收入的增长，社会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和这类产品的价格会同步或更快增长，这类资产的投资回报率相应增长；

7)  规模报酬可能为正，有自然垄断属性；

8)  运行相对简单，对管理及创新要求较低。

具有上述八大特征的资产作为大类，统称为基础性战略性资产（BSA，Basic Strategy Asset），构成一个国家生产性资产总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数量则与该国自然地理环境和发展阶段有密切关系。一般而言，自然条件越差，则BSA需求越大，规模越大；反之亦然。发展阶段越是在工业化发动至重化工完成之阶段，则BSA的需求越大，规模越大。

中国西高东低的三阶梯地形，胡焕庸线揭示的生态资源东西分布失衡等等，决定了中国对BSA的需求远远超过超过北美及欧洲的水平。中国BSA的规模与质量将决定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成败！

上图举例展示的BSA领域极为宽广，涉及的工程规模巨大；工程建设实施超级复杂；如何推动？谁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