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肆无忌惮践行双重标准，将监听商业机密通讯作为所谓“公平贸易”的必要组成部分，毫无商业伦理可言。

冷战时期，美国与所谓“五眼联盟”的成员，建设并完善了被称之为“梯队”的全球监控系统。这一系统最初的宗旨，是服务于冷战时期对苏东阵营国家的信号情报搜集需求；但1999-2000年，欧洲议会持续收到投诉，称欧洲企业，如空中客车公司等，在与以波音公司为代表的美国企业，进行正常商业竞争时，时常遭遇对手的“精准-降维打击”，莫名其妙地丢失本该得到的订单；欧洲议会组建专门的临时委员会，于2001年发布调查报告，发现这些欧洲企业遭遇到的降维打击，就是波音公司等美国企业直接“借用”梯队系统，监听商业机密通讯，窃取对手经济情报，继而在竞标中通过针对性的措施，予以“胜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双标到近似扭曲的判定标准：为了保障美国企业获胜，必须保持监控，这不是滥用，这是正常商业竞争的一部分；但如果美国企业输了，那么赢的那家企业一定是得到“国家情报力量支撑”，“窃取美国企业商业机密”。对中国读者来说，再眼熟不过；这套判定标准，从2015年之后就曾经反复应用于对中国政府的无理指责、以及对中国企业的蛮横打压中。

第三，毫无分寸的监控普通网民，入侵并获取海量没有情报价值的个人信息。

人权、个人隐私保护……这些经常被美国政府挂在嘴边，当做肆意抨击其他国家和政府的理由及价值依据。但2013年斯诺登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使用“棱镜”系统对全球进行监控之后，即使如BBC、《华盛顿邮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在经过详细的核实与调查之后，也不得不尴尬承认，国家安全局NSA监听着的90%是普通网民，而不是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适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所谓“外国情报”监听对象。

据BBC引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内容，花费了4个月时间，评估了国家安全局自2009年到2012年收集的大约16万封电子邮件和短信，以及从大约11000个网上帐户中收集的7900个文件，最后发现其中九成是“情人间的窃窃私语”、“几乎像偷窥般地”讲述“恋爱、伤心、性关系、精神崩溃、政治和宗教对话、钱财方面的担忧和希望、失望等等”。

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图片来源：ICphoto）

无论是当时入主白宫的奥巴马，亦或后续继任的特朗普、拜登等，均未用美国一贯对待其他国家人权态势的高标准、严要求，进行让围观者可以感受到的有效调整与变革，而是或狡辩，或生硬否认，或装睡当做没看见、没发生、不知道，蒙混过关，毫无悔改。

第四，以直接损害商业活动信任基础为代价，进行极为罕见的供应链污染行动。

2020年2月11日《华盛顿邮报》刊发题为“本世纪的情报之变”（The intelligence coup of the century）的深度调查报告，披露在超过50年的时间里，通过一家名为Crypto AG的瑞士加密设备制造商，美国中情局与西德情报机构合作，以污染算法降低加密强度等方式进行“后门预置”，然后将其出口给120多个被美国认定为是“盟友“的国家和地区，受害者名单中包括巴列维时期的伊朗、由美国情报机构扶持的拉丁美洲军政府、被美国确立为“南亚民主橱窗”的印度，冷战时期在南亚扶持用来对抗苏联影响扩大的巴基斯坦，甚至还包括西方宗教中心梵蒂冈。

这些客户对美国出售的设备毫无警惕与防范之心，没有想到美国不仅对盟友下手，而且还敢于采取污染供应链这种会对整个产业生态产生负面影响的方式，冒天下之大不韪。从实践中，美国国家安全局还设置了具备专门的物流劫持和供应链污染能力的定制接入办公室（缩写TAO），大量研发可以置入思科等公司硬件防火墙中的软硬件装置，继而将”加料“的设备”精准“推送到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全球各类行为体手中，肆无忌惮地进行情报监听，毫无底线地污染和影响全球营商环境。

相比上述行动，更令人感叹的是，美国精英对此种流氓行径的无耻认知：在调查报告问世前，2000年3月17日，美国前中情局局长詹姆斯 伍尔西（James Woolsy）在《华尔街日报》署名刊发题为《为何我们要监听我们的盟友》（Why we spy our allies）的文章，以极度标准的美式自恋逻辑指出：监听盟友，是保障美国企业获得“公平贸易”机会的必要前提，因为美国企业是最好的，如果美国企业竞争不过，那么一定就是盟国企业“作弊”，所以美国企业必须监控盟友，确保自己能“公平贸易”。

无独有偶，13年后，2013年前中情局雇员斯诺登披露“棱镜”项目后，时任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缩写CNA）全球战略事务的首席分析师科比（Elbridge A. Colby）于同年12月4日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发题为《为何我们必须监视我们的盟友》（Why We Must Spy on Our Allies）一文，明确指出“有时美国的重要利益与我们的朋友所保守的秘密有关（所以必须进行监控）”，以此为美国强行辩护。

此后的2014到 2017年，科比进入新美国安全中心，成为以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命名的罗伯特盖茨高级研究员；2017年后，科比进入美国国防部，先是国防战略撰写人，后来升任负责战略和部队发展的副助理国防部长。

披露“棱镜门”的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图片来源：ICphoto）

很显然，长期以来，以“三无“方式滥用网络监控能力的流氓霸权，已经成为全球网络空间安全、稳定与发展的最主要的麻烦制造者。客观上，在遭遇“三无”监控之后的逆来顺受、息事宁人等做法，无论是对受害行为体本身的利益，还是对全球网络空间的长期发展来说，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作为最主要受害者之一的美国盟友，应该拿出真正的勇气来践行所谓基于真正多边主义和国际法的国际规则，勇敢对实施霸凌行为的网络流氓说”不“，继而用切实行动来反击这种威胁全球网络空间的负面行为，并与一切负责任的行为体一起，朝着建设真正意义上能造福全人类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出坚实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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