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NSA极度活跃，进行了一些标志性的行动：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国家安全局实施了“三叶草行动”。在未得到明确的总统指令或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监听进出美国的电报。

20世纪60年代，NSA通过提供“北部湾事件”（北越袭击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的证据，在扩大美国对越南战争的承诺、使美国全面卷入越战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美国对北部湾事件的处理中实际上蕴含了一个巨大的失误——NSA有意识地隐藏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证明，当时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袭击，是声纳兵因初上战场的紧张而把噪音错误地归结为攻击的信号。NSA对相关材料的掩盖导致美国在错误情报的误导下扩大了越南战争，这对美国本身产生了负面影响。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国内民权运动风起云涌。这时，NSA设立了“金尖塔”秘密行动计划，监听弗兰克·丘奇和霍华德·贝克等参议员、小马丁·路德·金等民权运动主要领导人、批评越南战争的美国记者和运动员等知名人士的电话通讯。甚至，据说，玛丽莲·梦露在与肯尼迪总统传出绯闻后，也成为了该项目监控的对象。由于监视美国公民，这一项目遭受了巨大争议。NSA的内部审查得出结论：这一计划即便不是完全非法，至少也是声名狼藉。

1975年，水门事件后，被监控的议员弗兰克·丘奇领导“丘奇委员会”组织了国会听证，发布了著名的“丘奇报告”。该报告进一步揭露了NSA的境外合作，比如，NSA和英国负责信号情报监控的政府通讯总部（GCHQ）合作，经常拦截简·方达拉、本杰明·斯波克等著名反战人士的通讯，根据1974年被销毁的秘密档案，NSA还对这些人做了追踪。

弗兰克·丘奇（图源：History Hero BLAST)

尼克松总统辞职后，美国政府对涉嫌滥用职权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开展了多项调查，最终于1978年通过了“外国情报监控法”，以对在美国进行的大规模监控做出限制。根据外国情报监控法的规定，如果要监控美国公民的通讯，必须首先在外国情报监控法法庭上取得许可证，该许可证被称为变相的信号情报搜查令。

不过，也有人指出，外国情报监控法法庭本质上是一个“橡皮图章”——情报法庭的存在本身是秘密的，其所收到的申请是秘密的，签发的搜查令是秘密的，拿到搜查令后要求相关通讯公司进行配合时发出的传票也是秘密的，在这种情况下，可操作的空间就很大。

之后，20世纪80年代，柏林迪斯科舞厅爆炸案发生后，NSA截获了利比亚政府和爆炸案实施者之间的通讯，以此为由指控时任利比亚总统卡扎菲是柏林迪斯科舞厅爆炸案的幕后元凶。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由此作出决断，于1986年轰炸利比亚。

911后“起死回生”

冷战结束后，欧洲议会根据多年的调查，于1999年发布了一份题为“监视技术的发展和滥用经济信息的风险”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NSA介入了大量经济活动。

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美国的波音公司和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竞争沙特阿拉伯的生意，起初空客拿到了合同，但在合同签署前夕，沙特方面突然变卦，与波音公司签约；空客公司当然不愿吃亏，于是把诉状递到了欧洲议会；随后的调查发现，波音公司从NSA借到了原本用于监控苏东阵营全球电子通讯活动的“梯队系统”，监听、破解了空客公司的加密商业通讯，将通讯内容拿去给沙特方面的谈判代表看，说服其与波音公司而非空客公司签约。

根据欧洲议会的调查，类似案例至少发生过50起。在一些案例中，美国直接“抢走”了合同；另一些案例中，美国企业在拿到欧洲方面的商业机密、得知欧洲方面的底价后，以微弱但精准的优势在竞标中取胜。由此，美国在经济活动中获得了大量收益。

当然，后来，在2001年前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西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为什么我们监控我们的盟友（Why We Spy on Our Allies）》，对NSA的商业间谍行为做出了强悍的美国霸权式辩解。本文非常理直气壮地指出，之所以监控盟友，是因为盟友“在竞争中采取了不当手段”。在美国政府发现了这些不当手段之后，“甲方爸爸”们“良心发现”，认为“不应该让欧洲的公司以不当手段拿到合同”，所以把合同“奖励”给了美国企业。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是“无辜”的，“不存在企业和政府联合进行商业间谍活动的行为”。

冷战结束之后到2001年反恐战争爆发之前，是国家安全局相对比较低调、日子也比较难过的一段时期，为什么？因为客观上讲，美国国内的民众对于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等情报机构，始终是存在某些反感情绪的。这些机构的情报收集活动不可避免地损害个人隐私，代表着国家权力的扩张。而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下，既然不存在苏联这样的重大外部威胁，这种国家权力的扩张就缺乏正当理由、很难站住脚跟。

总体上，在这段时期，无论是中情局、联邦调查局抑或NSA，日子一直都不太好过。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背景下，美国国内民众认为，政府的这种监控行动没有任何合法性根据，所以要求上国会接受听证，听证的结果很可能是这个项目被彻底砍掉。

但是，2001年后，情况发生了改变。“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公众对政府部门的安全行为和国家安全政策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向。相关调查指出，当时近6到7成的美国民众表示，愿意用个人自由交换国家安全，也就是说，为了让国家更加有效地保障我的安全，我愿意在个人隐私信息、自由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