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他跟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认识，是因为有一天他的管家在两兄弟那地摊上面买《新青年》。当时他们刚被他女儿一顿大闹从校园里面赶出来，因为冲突和误会，把工厂给柳家的分红，也就是资本的收益分红500多大洋忘在那个摊位上。

一个月一家厂500多大洋的分红是什么概念呢？北大的一级教授300大洋，不，文科学长300大洋，一级教授辜鸿铭那种280大洋。他属于什么阶层？在这个细节当中已经出现了。

然后两兄弟到了柳府，又跟柳眉起了冲突。她父亲出来做好人，这时候吴稚晖进来，说破两人的身份是陈独秀的公子，他立刻开始结交。甚至他允许柳眉在没有名分的情况下，跟着陈延年去北京。当时他们夫妻之间有一段对话，大意是感觉好像还是这边柳家高攀了陈家，他是要做一份大事业的。

第二个桥段，五四运动进入到罢课、罢工、罢市，三罢运动结束后，柳家对五四运动也有一个反省。他找到女儿，从北京回上海。为什么？他发现作为他这个阶层，要做实业救国，要做生意，但五四运动起来之后他们首当其冲。

结果他的夫人一语道破说：“怎么谈到了利益，你就不要理想了吗？”当然他认为他这个钱不是他本人的，他叫实业救国，他有他的逻辑。

第三部分，当陈独秀被抓到牢里面去了之后，他大概是明确要求女儿跟陈延年切断关系。为什么？第一，走他们这条路，有生命风险。第二，走他们这条路，看不到希望，什么时候是个头？也就是投入的成本，什么时候可以回报啊？是短期，是中期，是长期？长期是多长，有多少回报？

《觉醒年代》里的柳文耀虽然是虚构角色，但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

所以在我们传统的教科书上，这样的一个人他所在的阶层有一个说法，就是他有两面性，你不能说他不要求进步，你也不能说他不要求革命，或者说完全不要求革命。对于帝国主义可能就是逆来顺受，但是当他的直接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在短期遇到一个不利的环境时，他的决策优先的Preference，所谓的偏好，所谓的利益权重的配比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自身的利益优先。

这次滴滴的决策层在今天这种中美关系下，美方明确把中方作为一个战略上的对手，对我们进行极限打压的各种措施没有实质性调整的情况下，在没有走完中国这边正当的合理程序，对数据进行网络安全审查的情况下，严格地从资本套利的需求出发，从更大的财富追求出发，从个人的财富收益出发。

我记得还有新闻报道，他们在上市前给那些股东配发了一些相当额度的期权，而且是那种能以相当优惠的、比美国还要优惠的条件，在上市高涨后提前抛空出清的那部分股票期权。

钱字当头，置国家安全为何物，置国家利益为何物？作为一家中国企业，他拿出一堆程序和策略上的东西，比如说我的注册地、股权结构、资本结构。但你钱从哪挣的？你创始人的第一桶金从哪来的？大家对于你的基础性认同是什么？

美国不知道你这些注册地呀？统统当成是中国企业，你就是中国企业。你走的就是中国概念股，你靠的就是中国的市场，你依托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不是你的饭碗，中国是你的命根子，是你的核心，是你一切一切的根本。

但你赚钱的时候，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还希望中国政府对此无动于衷。想太多了，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示范。不要说去跟什么华为比，那些遭受美国霸凌的企业，有些不一定能够像华为那样挡住，或者在中间有一些表现。

但是迄今为止，我印象中突破中国正常的审核程序，偷偷摸摸地跑到美国去上市，这应该是第一家。今年6月到现在，相关类似的企业不只出了这些。

这反映出什么问题？有一些资本、有一些企业忘本。不知道怎么样做一家企业，不知道在今天的世界如何正确地去做一家企业。这样的企业、这样的行为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

为什么？因为这是游戏的规则。

今天的中国，在国内遇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发展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在国际社会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到自己面临挑战的一个特殊的阶段。

西方国家、美国认为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跟挑战是什么？就是中国动了他们的蛋糕。尤其是像滴滴这样的企业，请记住，所谓中国动了他们的蛋糕，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动了他们的蛋糕，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动了他们的蛋糕，让他们看中国共产党不爽，他们看社会主义不爽。

对他们来说，中国走什么道路，搞什么模式无所谓，但是中国不能超越他们。中国能赚多少钱，能赚什么钱，西方国家说了算。你破了这条，就叫不遵守游戏规则。

估计有些企业的决策层有幻想，要遵守美国的游戏规则，甚至向美国政府证明，我跟中国政府是切割的，我可以不遵守或绕开中国的法律，以此来证明我在意识形态上的忠诚，来交换你的经济跟金融利益上对我的认可。

你想多了。没有中国政府罩着，没有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强势的主权实体罩着，你到市场上去跟美国企业搞“公平竞争”，分分钟被吃干抹净。

我不说胡雪岩那种。欧盟空客生意做得好，跟波音竞争，波音转手从美国国家安全局里面借窃听设备，窃听空中客车的商业通讯，然后去抢合同。

美国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2000年-2001年这段时间，在《华尔街日报》上公开写文章，说为什么监听自己的盟友，因为那是美国企业“公平竞争”的必要条件。

日本靠自己的产业政策崛起，美国冲进去敲掉。不允许你发展，不允许你竞争，否则我用非经济的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强制手段把你干掉。

今天中国的企业能够做那么大，除了中国的市场、中国人个人的聪明才智，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提供的主权支撑和保障。在这个时候搞清楚基础性的立场，以一种正确的态度，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没错，这个时候去支持国家安全，是要付出代价的，损失短期的经济上的收益。但是所有的历史发展都告诉我们，古今中外所有的案例都告诉我们，真正有战略眼光的商家在这种问题上一定是看中长期的，是看战略层面的回报。

滴滴提供了非常经典的案例，我们继续观察。而在此过程中，大家也有机会见识到极富效率的中国政府，如何建设完善一个符合时代需求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从而更加有效和均衡地去保障我们的国家安全，保障我们的国家网络安全，应对新时代的冲击和挑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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