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展望：痼疾仍需猛药，不宜过度乐观

在笔者看来，对印度的长期前景应当谨慎看待。印度经济看似活力四射，但实际已经陷入沉疴，自身发展遭遇阻滞，也在一定程度上令外资逡巡不前。如要兑现经济潜力，释放要素红利，印度首先应当加快经济和社会改革，破除阻碍其发展的种种痼疾。具体而言：

第一，释放人口潜力存在挑战。截至2019年，印度约有13.7亿人口。同时，印度人口结构较为年轻，据预计2020年印度人口平均年龄为29岁，远低于中国的37岁和日本的48岁。15—64岁人口占67%，处于世界较高水平，或将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此外，印度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4.0%，远不及发达国家，亦低于“金砖五国”其余四国以及土耳其、印尼等新兴经济体，城镇化空间很大。

但庞大的人口规模难以快速转化为优质的人力资本。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印度成年人口识字率仅为74%，远低于中国（97%）、俄罗斯（100%）、巴西（99%）等其他金砖国家以及越南（95%）、印尼（96%）等东南亚新兴国家，与尚未摆脱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孟加拉国相等。印度15—24岁青少年识字率达到92%，但相比其他国家并无优势。劳动力充足也掩盖不了人才短缺的问题：在人力资源机构万宝盛华（ManpowerGroup）的2019年《人才短缺调查》中，印度以68%的“难以找到合适岗位人选的企业比例”名列前茅，受教育程度低及女性劳动参与率低都是原因。

印度复杂严苛的劳动法也是掣肘之一。至莫迪的第一个任期时，印度共有多达44部全国性的劳动法，存在法律过多、工会力量过大、劳动纠纷法过度保护雇员、女性就业受限制等问题。正规经济部门用工不灵活和合规成本高使得大量劳动力仍然集聚在低效、低收入的非正规部门，需求好转无法充分转化为就业增加，这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的增长。

《神秘巨星》剧照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测算，印度劳动参与率只有49.3%，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在金砖五国中也排名最后。目前，莫迪政府正在推行劳动法改革，试图将44部劳动法合并为五部（工资法、职业安全法、健康和工作条件法、工业关系法、社会保障和福利法），但预计将受到来自工会等群体的阻力，能否真正落实也有待观察。

第二，基础设施落后，财政压力制约莫迪“大兴基建”。完善的基建是发展制造业、促进产业带和都市圈形成的基础，但印度的基础设施饱受诟病，例如铁路存在四种不同规格的轨距，严重影响客货连通；封闭式高速公路里程仅有上千公里，密度为全球最低；发电量不足，等等。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5]中，印度基础设施综合分排名从2018年的第63下降到2019年的第70，电力普及程度、供电质量和公路通达能力相对中国均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对此，莫迪在2019年印度独立日上宣布在未来五年投资百万亿卢比（约1.36万亿美元）用于基建，以助力其打造五万亿美元经济体的目标，未来25年总共将投入4.5万亿美元。这对于印度的国民经济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为了落实计划，印度政府或许需要着重考虑资金来源。

在影子银行紧缩、PPP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基建将需要政府资金拉动。一方面印度经济“正规化”进展较为缓慢，财政收入增长平缓，另一方面减税等宽财政措施推行，可用于基建的财政空间也将一定程度缩小，印度2020财年（2019年4月—2020年3月）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超出计划80个基点，达到了4.6%。从公布的印度2020财年收支重点来看，基建占预算比例似乎并不高。

除此之外，2020年3月，印度政府为抗击疫情公布一项1.7万亿印度卢比（约226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主要用于现金转移支付和食物保障措施，进一步缩小了可用于基建的政府资金规模。因此如何落实雄心勃勃的基建计划仍是印度政府未来的工作重点之一。

第三，保护主义倾向严重，全球产业链参与程度低。在二战后的四次全球产业转移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大陆均通过承接外国产业、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后来的世贸组织以及缔结自贸协议，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增长。但印度并未走上贸易自由化之路，2019年印度适用于最惠国的简单平均关税税率高达17.6%，远高于中国的7.6%和越南的9.6%。

2019年11月，由东盟十国发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谈判完成，但印度最后退出协定，理由是担心其缺乏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受中国出口冲击，导致对华逆差扩大。

双边贸易方面，印度与欧盟自2007年开始自贸谈判，但已经搁置多年，直到印度退出RCEP后才计划重新启动谈判；印度与美国的有限贸易协定也很难在2020年美国大选前达成，甚至有搁置风险。

11月15日，李克强与各国领导人共同出席并见证RCEP签字仪式，商务部长钟山代表中国在协定上签字。图片来源：中国政府网。

强保护主义倾向和弱制造业似乎构成了恶性循环。政府为保护羸弱的制造业不惜提高关税和准入门槛，被排除出全球产业链之外的本国工业难以迅速发展壮大，政府只能维持甚至扩大保护主义，如此循环往复。另一方面，不发达的印度国内市场又无法为印度工业提供足够的需求。笔者认为，牺牲汽车等部分行业的利益，换取更加自由的贸易条件，提高贸易在经济中占比，是印度迈向五万亿美元经济体的先决条件。

第四，官僚治理低效和腐败给经济活动造成过高的经济成本，削弱了印度的要素成本优势。在商业层面，印度监管繁复、税制复杂、牌照繁多产生额外交易成本，导致企业往往诉诸于行贿。经合组织《2019年印度经济调查》[6]指出，由于缺乏全面的采购法，印度的政府采购成为重灾区，也导致了基建超支等问题。

归根结底，印度享受要素红利的前提是赢得改革红利，包括但不限于加大开放、精简监管、整治腐败、整顿银行业、加大职业技能培训等等。这些改革均面临不少现实阻力，需要在长期中做出完善规划。